郎朗：我和父亲一起蒙羞的日子
当7岁的郎朗与父亲背井离乡到北京艰辛求学时，谁会想到，一个世界级的钢琴王子就这样一步步踏上了钢琴圣坛。
我坐在父亲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不由自主地拿北京和沈阳做比较。在沈阳，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才华出众的小钢琴家；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阳，父亲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警官，别人对他又怕又尊重；在北京，没人理睬他，他只是一个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车后带着一个胖小孩的男人。
父亲说：“你和这个老师见面，应该会很顺利，她会看到你的才华，教你如何提高，你会有长足的进步，一年半以后就能考进音乐学院，所以你一定要给这个老师留下好印象，这很重要。今天你一定要弹得十全十美。”
从我和我的新老师见面的第一刻起，我就能感受到她的脾气。“发脾气老师”——这是我给她起的名字，没有耐心，待人冷若冰霜。她个头很矮，手非常小，对我的弹奏没有任何反应。她从来没有说过我有任何天分或者潜力。像大多数听过我弹琴的音乐家那样，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赞赏的话。每当我弹完一首曲子时，她就会点点头，说：“还凑合吧。”
我说：“我不喜欢她。”父亲吼叫着回答说：“你不需要喜欢她，你只要听她的话就行。”我不在乎练琴，“发脾气老师”会教我一些很高深的曲子，我喜欢那份挑战。我想，如果我学得很快，她会注意到的。
但是直到最后，我也没能让她注意到我的任何可取之处。她对我表达的唯一情绪就是失望，她会说：“你的节拍不对，你的短句划分不自然，你不理解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的琴弹得像个到最后自杀了事的日本武士。”“你的琴弹得像白开水一样，一点儿味道都没有，你得弹起来像可口可乐一样才行。”那时，可口可乐刚刚在中国上市不久，很受欢迎。当我问她怎样弹起来才能像可口可乐时，铃声响起，她对我说：“我的课结束了。”
天气很快转冷，公寓里一丝暖气都没有。母亲每月从沈阳寄来一千来块钱，这刚够我们交房租、付钢琴课的费用和维持生计，没有多余的钱买一台哪怕是最小型号的取暖器。在我练琴的时候，父亲会给我穿上厚厚几层衣服。弹琴带来的热力让我的双手保持温暖。我常常弹琴到深夜，这样就不用太早上床。而父亲会在我之前先爬上床睡一会儿，把床暖和暖和。
但是，在深夜里练琴并不仅仅是我生存的策略，练琴对于我和父亲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他反复说：“如果你练得再勤奋些，你最终会让老师高兴的，你必须尽全力让老师满意。”我无法忍受达不到她的期望，然而要去讨好这个从来不觉得我有任何优点的老师，这个想法也同样让我不能忍受。
即使在我已经掌握了一首高难度的舒伯特或者柴可夫斯基的曲子时，“发脾气老师”仍然会坐在那里无动于衷。
我的挫败感在不断加剧。父亲不再说我练琴没练够，因为他很清楚我练琴时足够用功了。他人就在公寓里，盯着我、监督我的每一个动作，他意识到有什么事不对劲了。
那一次，父亲和我顶着雷暴和沙尘暴骑车去“发脾气老师”的琴房。春天，强风把肮脏的黄沙从戈壁滩一直吹到了北京城，我们浑身都被沙尘覆盖着。雨一下，雨水就把尘土粘在了我们的脸上和衣服上。等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浑身湿透了，脏兮兮的，在冷风中直打哆嗦，但“发脾气老师”没有问我们需不需要毛巾。
父亲说：“教授，如果您让我们把身上弄干了，郎朗就可以给您弹琴了。”“没这个必要了。”她说，她的声音比冰还要冷。父亲问：“为什么呢？”“我已经决定不再教你儿子了。”死一样的沉默。我感到泪水盈满了眼眶，我看到父亲的眼眶也变红了。他说：“我不明白，我的儿子是个天才。”“大多数学钢琴孩子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天才，然而，绝大多数的孩子都不是的。郎国任，你的儿子不仅离天才差得很远，他连进音乐学院的才华都没有，我看他恐怕是无可救药了。”
父亲争辩说：“但是教授，他赢过比赛，有关于他的各种报道，他在沈阳很出名。”“沈阳不是北京。”“您一定得再考虑一下，教授。我们全部的赌注都放在这个孩子的才华上了。我放弃了我的工作，到这儿来住在一间小破房里，就是为了您能教他。”“郎国任，对不起，但是我的主意已定。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又走进了雨中。我抱着父亲的腰，一路上哭个不停：我作为音乐家的生命就此毁灭了，我的未来崩溃了。
原载《当代青年》 郎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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