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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我和父亲一起蒙羞的日子

兰州日报 2010-09-12 05:08 大字

当7岁的郎朗与父亲背井离乡到北京艰辛求学时,谁会想到,一个世界级的钢琴王子就这样一步步踏上了钢琴圣坛。

我坐在父亲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不由自主地拿北京和沈阳做比较。在沈阳,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才华出众的小钢琴家;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阳,父亲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警官,别人对他又怕又尊重;在北京,没人理睬他,他只是一个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车后带着一个胖小孩的男人。

父亲说:“你和这个老师见面,应该会很顺利,她会看到你的才华,教你如何提高,你会有长足的进步,一年半以后就能考进音乐学院,所以你一定要给这个老师留下好印象,这很重要。今天你一定要弹得十全十美。”

从我和我的新老师见面的第一刻起,我就能感受到她的脾气。“发脾气老师”——这是我给她起的名字,没有耐心,待人冷若冰霜。她个头很矮,手非常小,对我的弹奏没有任何反应。她从来没有说过我有任何天分或者潜力。像大多数听过我弹琴的音乐家那样,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赞赏的话。每当我弹完一首曲子时,她就会点点头,说:“还凑合吧。”

我说:“我不喜欢她。”父亲吼叫着回答说:“你不需要喜欢她,你只要听她的话就行。”我不在乎练琴,“发脾气老师”会教我一些很高深的曲子,我喜欢那份挑战。我想,如果我学得很快,她会注意到的。

但是直到最后,我也没能让她注意到我的任何可取之处。她对我表达的唯一情绪就是失望,她会说:“你的节拍不对,你的短句划分不自然,你不理解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的琴弹得像个到最后自杀了事的日本武士。”“你的琴弹得像白开水一样,一点儿味道都没有,你得弹起来像可口可乐一样才行。”那时,可口可乐刚刚在中国上市不久,很受欢迎。当我问她怎样弹起来才能像可口可乐时,铃声响起,她对我说:“我的课结束了。”

天气很快转冷,公寓里一丝暖气都没有。母亲每月从沈阳寄来一千来块钱,这刚够我们交房租、付钢琴课的费用和维持生计,没有多余的钱买一台哪怕是最小型号的取暖器。在我练琴的时候,父亲会给我穿上厚厚几层衣服。弹琴带来的热力让我的双手保持温暖。我常常弹琴到深夜,这样就不用太早上床。而父亲会在我之前先爬上床睡一会儿,把床暖和暖和。

但是,在深夜里练琴并不仅仅是我生存的策略,练琴对于我和父亲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他反复说:“如果你练得再勤奋些,你最终会让老师高兴的,你必须尽全力让老师满意。”我无法忍受达不到她的期望,然而要去讨好这个从来不觉得我有任何优点的老师,这个想法也同样让我不能忍受。

即使在我已经掌握了一首高难度的舒伯特或者柴可夫斯基的曲子时,“发脾气老师”仍然会坐在那里无动于衷。

我的挫败感在不断加剧。父亲不再说我练琴没练够,因为他很清楚我练琴时足够用功了。他人就在公寓里,盯着我、监督我的每一个动作,他意识到有什么事不对劲了。

那一次,父亲和我顶着雷暴和沙尘暴骑车去“发脾气老师”的琴房。春天,强风把肮脏的黄沙从戈壁滩一直吹到了北京城,我们浑身都被沙尘覆盖着。雨一下,雨水就把尘土粘在了我们的脸上和衣服上。等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浑身湿透了,脏兮兮的,在冷风中直打哆嗦,但“发脾气老师”没有问我们需不需要毛巾。

父亲说:“教授,如果您让我们把身上弄干了,郎朗就可以给您弹琴了。”“没这个必要了。”她说,她的声音比冰还要冷。父亲问:“为什么呢?”“我已经决定不再教你儿子了。”死一样的沉默。我感到泪水盈满了眼眶,我看到父亲的眼眶也变红了。他说:“我不明白,我的儿子是个天才。”“大多数学钢琴孩子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天才,然而,绝大多数的孩子都不是的。郎国任,你的儿子不仅离天才差得很远,他连进音乐学院的才华都没有,我看他恐怕是无可救药了。”

父亲争辩说:“但是教授,他赢过比赛,有关于他的各种报道,他在沈阳很出名。”“沈阳不是北京。”“您一定得再考虑一下,教授。我们全部的赌注都放在这个孩子的才华上了。我放弃了我的工作,到这儿来住在一间小破房里,就是为了您能教他。”“郎国任,对不起,但是我的主意已定。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又走进了雨中。我抱着父亲的腰,一路上哭个不停:我作为音乐家的生命就此毁灭了,我的未来崩溃了。

原载《当代青年》 郎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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