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浴火之后待重生
１月２１日下午公安部门证实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和原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建强３人被公安部“抓赌打假”专案组工作人员带走，接受调查“商业贿赂操纵足球比赛和赌球案件”。南勇和杨一民两名足协副主席涉案并被免职中国足球反赌反假风暴终于卷至中国足坛高层给中国体育界带来的震动非同小可。中国足球从反赌到反腐正在经历一场涅槃重生。
中国足球的市场化之殇
官商一体、不伦不类,中国足坛沦为“赌坛”,足球由产业堕落为“赌业”,实乃事出有因。中国足球是最早从举国体制中剥离出来走市场化(俱乐部制)竞技体育发展道路的运动项目。最早向俱乐部投资的社会法人,是出手阔绰的一帮国企老总。然而几年下来,国企老总们就把国脚们给惯坏了。当发现俱乐部是一个个无底洞加大染缸后,恰逢国企迎来一波改制潮,于是,国企老总们找到了脱身的借口,先后演绎国资集体“大逃亡”。而球员薪酬缺斤短两,俱乐部经费缺口日增,收买球员、培植黑哨、寻求保护伞的初始“缺口”就此打开。短短数年,中国足坛乌烟瘴气、声名狼藉。10年前,中国足坛掀起首轮打黑行动,在揪出黑哨龚建平成唯一替罪羊后,首轮打黑行动偃旗息鼓。
据中国足协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这次反赌大行动之前,并非不想真打,而是担心一旦真打,把黑幕彻底撕开,恐怕很难缝合上。与以往避而不谈不同,如今中国足协的知情者都愿意不透露姓名地说一下自己知道的情况,似乎在划清界限。
谈及中国足球的市场化之殇,据有关人士介绍,既然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俱乐部制,那么中国足协的身份只能是俱乐部的“行会”角色。然而,中国足协集“行会”与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总局下辖的履行行政管理的正厅级事业机构)于一身,既做中国足球的“大老板”，又承担中国足坛的行政“大总监”。
正是如此官商一体、不伦不类的结合,国内外专业赌球公司“乘虚”介入球市,迅即控制赌球产业链之全脉。
铲除中国足球的体制毒瘤
几个月前,中央高层多次“关注足球”,中国足协开始极不情愿地清理门户。截至南勇、杨一民等足协高官“出事”前,至少已有21名足协官员、球员和俱乐部负责人被捕或遭拘押。这似乎已向社会证明,相隔10年后,中国足坛的第二轮打黑行动可以当真。
反赌风暴骤起的由头,一直都存在诸多猜测,而这次风暴的波及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大,显然是前所未有的。负责主导这次打击“假赌黑”的司法机关——辽宁警方专案组,在这场风暴中一直扮演着沉默者的角色。不证实、不否认,成为辽宁警方在舆论要求公开案情的压力下一直坚持的态度。据介绍,现在的足坛有太多的辽宁人,球员、教练、俱乐部官员或者以前在辽宁工作过,现役的足球从业人员中有六七成是辽宁人。这是辽宁警方主导这次全国性反赌风暴的重要原因。
据体育总局知情人士介绍,从1999年到2003年,各种丑陋现象开始逐渐腐蚀基础本不牢靠的中国足球。
张建强当时管理的裁判队伍,每个赛季都要引起诸多纠纷。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对裁判的指派,也直接影响到足球比赛的可信度。
这是一场早就该来的足坛“打黑”风暴。在长达15年的职业足球发展阶段中,只有“黑哨”龚建平等个别案例受到惩罚。一批专职赌球的庄家,也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过程,而由赌球滋生出的灰色链条以及复杂利益纠葛,也给今天“打黑”风暴愈发娱乐化的报道,提供了一块灰暗模糊的土壤。国家税务、金融部门介入,让足坛“打黑”风暴上升到了国家重大事件的级别。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称:“利用非法手段操纵比赛和赌球等违法犯罪行为,是中国足球肌体的一个毒瘤,它败坏体育风气,贻害社会,触犯刑律,必须坚决铲除中国足球的体制毒瘤。”
中国足球的框架不倒
以“扫黑”出名的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表示,中国足球要把既有秩序打破,以前扫赌打黑都没有触及足协领导层,目前这样的进展让他很欣慰。而中国足球的框架不能完全推倒。这种框架是国际足联审核的,包括中超联赛等比赛还要继续推动。反赌和反腐不是要颠覆某种框架,而是让制度更合理。
12年前,中国足球的“红山口会议”率先吹响的中国体育改革的冲锋号,明确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发展的方向。从专业足球到职业足球,崔大林是难得的见证人、也是筹划者。在他看来,中国足球走职业化之路没有错,错就错在中国的职业足球不是以市场为杠杆,科学合理地去经营管理,而是以职业化为标牌,以行政足球管理为实质,无论竞赛还是市场管理,全部归中国足协负责。
对“行政足球”的帽子问题,崔大林表示,《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足球俱乐部审查与监管办法》和《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标准》今年将相继出台,总局将对职业足球俱乐部给予积极支持,严格控制中国足协的行政干预。
中国足球走向堕落的这十几年间,足协的掌门人换了好几茬,这些人未必个个都行为不端,未必不想重振足球之纲,但为什么最终还是被吞噬在“欲望”的海洋里?“说白了,没有健全的制度,没有有效的监管,才是这种心理得以滋生的温床。因此,中国足球治本的方法就是‘保存框架,重建制度’。”陈培德认为。
中国足球的美好愿景
亚足联主席哈曼哈曼曾说:“中国足球不能只有屋顶,而没有地基。现在,中国足球的草根部分太稀缺了。中国足球的一切都在足协的掌握之中。”随着足协“三巨头”被公安部门传讯并被国家体育总局免职,新掌门人韦迪已赴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履职,他在执掌中国重竞技项目和水上项目上都取得了突出成绩。
现在舆论探讨的问题是韦迪究竟是内行还是外行?不过,搞中国足球,绝不是简单内行和外行来决定成败的。阎世铎和谢亚龙是外行,没搞好;南勇是内行,依然如旧。陈培德曾说,中国足协最重要的是掌门人是否尊重职业足球规律,身边是否有真懂足球的内行辅佐他。中国足球乱象是制度腐败。在考虑到国情的前提下,足协应该下放中超的经营权和管理权。中超公司职责和使命可考虑重新界定。联赛的电视转播权、赞助商赞助费用以及门票、场地广告等市场开发项目,最大受益者应该是俱乐部,而中超公司应该成为中超各家俱乐部利益的代表者,而不是足协下属的一个部门。
其实,短暂的南勇时代已显露一些“草根足球”的良好势头,如校园足球、草根足球计划的实施就有助于将流失的青少年唤回球场。只有全力抓好各年龄层次的训练和比赛,才可能塑造中国足球的未来。据崔大林介绍,青少年足球培养工作也是重中之重。
曾经的足协每年把主抓青少年足球挂在嘴边,却未见任何实际行动。由于联赛的污浊不堪,加之基层教练为维持生计只能随波逐流贪污腐败,让大多数有天赋的孩子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沈阳、大连、青岛这样的足球人才输出城市,早些年,每个城市平均拥有形成规模的足球学校不下20余家,如今不足六七家。况且,青少年足球腐败也不容忽视,要想踢球层层送钱。据了解,一个有能力的孩子,从最初培养到踢上中超主力,保守估计也需花上60万—80万元的人情费。
可见,在警方强有力打击足坛假丑恶的同时,足协新的领导班子同样面临着巨大考验。改变竞训模式,青少年足球应当作为与联赛平行的一翼得到长足发展,应尊重足球运动的规律,扎扎实实培养后备人才,这当然是中国足球的美好愿景。新的足协领导班子即将说些什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会做些什么。只要方向正确,中国足球总有崛起之日!
原载《光明日报》侯珂珂/文
链 接
扫赌大事记
2009年10月16日，前广东雄鹰俱乐部总经理钟国健被南下羊城的辽宁警方控制，成为在中国足坛扫赌反黑风暴中落马的第一人。10月19日，广州市足协官员杨旭因涉嫌行贿落案。前广药俱乐部成为主要调查对象，其财务总监、俱乐部副总和相关官员被警方带走。
11月，扫赌风暴从广东向外扩展，辽足十连冠功臣吕东被警方传讯；11月6日，中国足协负责商务开发的范广鸣被警方要求协助调查，成为第一个涉案的足协官员。
11月10日，曾担任过陕西国力、呼和浩特队等多家俱乐部总经理的王珀被警方控制。王珀被认为是中国足坛参与赌球、假球最多的人，他的落网，也成为这次扫赌风暴的一大突破口。据悉，王珀交代出多名中国足坛资深人士，仅大连就有70多人被查。
11月13日，前成都谢菲联队助理教练尤可为以涉嫌赌博犯罪被捕。尤可为供认，在他任职厦门蓝狮助理教练期间，仅在2005年厦门蓝狮冲超那一年，有11场球都有问题。
11月16日，原青岛海利丰领队刘宏伟被拘留，在此前后，多名退役球员接受调查。
11月25日，公安部公布了“王鑫等16人涉嫌利用商业贿赂操纵足球比赛结果”案件的初步情况。
12月11日，公安机关表示，在侦查王鑫一案时，经过进一步深挖和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尤可为还涉嫌利用商业贿赂，参与操纵2007年“中甲”联赛个别场次的犯罪线索。尤可为、许宏涛（成都谢菲联俱乐部董事长）已被依法逮捕，刘红伟等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2010年1月21日，公安部证实，南勇、杨一民、张健强3名足协高官被传讯，成为这次扫赌风暴中的最大动作。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新闻推荐
刘先生来信咨询：前段时间在城关区驾车时把行人余某撞伤。如今这起事故还没有处理结案，不知在事故处理期间可否暂时离开事故发生地？金城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