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日本大地震后这10年 “看不见的怪物永远存在”
原创 邢晓婧 环球时报
10年前的今天，日本发生9.0级特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与核泄漏，2.2万人丧失生命，50万人流离失所。恐惧生根发芽，流言四起，灾区民众被怀疑身上“有辐射”……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面临的最严峻的一场灾难。就在本月9日，即“3·11东日本大地震”10周年前夕，日本政府通过新的复兴方针，将2021年度至2025年度定为“第二个复兴和创生期”。日本给国际社会的印象一向是一个先进、强大的国家，但让外界吃惊的是，其灾后重建却步履蹒跚，10年时间过去，依然没有“走出来”，普通民众的信心也大受影响。近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一些日本人士，通过他们的讲述再看这场灾难、过去这十年以及日本的未来。
“看不见的怪物将永远存在”
“快跑！”“往高处跑！”相原瞳生活在日本宫城县名取市，十年来，这一幕在她的脑海中无数次闪现。如果时间可以按下后退键，她想这样冲自己的初中同学铃木茜大喊，一遍又一遍，直到声嘶力竭。
相原瞳和铃木茜那时是前后桌，亲如姐妹。2011年3月11日上午，还在念初二的她们参加了高年级同学的毕业典礼。事后，相原瞳留校准备下午的课外活动，铃木茜则回了家。临别时，两人像平时一样说了“再见！”
下午2时46分，巨震和海啸袭来。由于学校离海边较远，相原瞳躲过一劫，但她突然想到铃木茜的家就在海边。当时情况极为混乱，通讯中断，她未能与铃木茜取得联系。两周后，学校的老师带来一个坏消息——铃木茜及其家人几乎全部被海啸卷走。一个月后，救援队找到了铃木茜的遗体。
现年24岁的相原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很多人没想到地震会引发海啸，做出误判，选择回家避难，因此酿成巨大惨剧。她花了好几年时间说服自己接受好友离世的现实。在近期的一场“3·11地震”十周年中日青年线上交流会上，相原瞳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她说，她不希望铃木茜白白牺牲，活着的人要懂得从中吸取教训。为了世界各地发生灾难时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她正在认真学习，努力讲述。
在日本人的认知当中，学校是天然的避难所，几乎所有防灾手册里都会标注附近学校的位置。相原瞳也曾设想过，假如铃木茜当天留在学校，是不是就不会天人永隔？而实际上，在那场大地震中，一桩让人痛心的惨案恰恰发生在校园里。
宫城县石卷市的大川小学本来有108个学生，海啸发生时有78个孩子在校，其中74个孩子及11位老师中的10人不幸遇难。地震刚发生时，有学生想跑到学校南侧的后山上，但遭到老师训斥；有家长来接孩子回家，被老师以“学校更安全”为由拒绝。老师们花了40多分钟商量对策，最终决定带领学生撤离到一处三角地带。那时海浪已经越过堤坝，一口吞下迎面而来的师生……
这起事故被称为日本二战之后性质最严重的惨案。大川小学的家长们历时多年，终于在2018年打赢官司，获赔约14.4亿日元（约合8400万元人民币）。可他们失去的孩子，却再也不能回来。
大川小学遗址。（大川传承会供图）
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花费6年时间追踪调查，还原这场灾难。“海啸是个看得见的怪物，可是看不见的怪物将永远存在，”理查德在其著作《巨浪下的小学》中写道，“海啸并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个问题。”理查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去大川小学了，特别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重访变得更为困难。但他和同事们与采访过的家庭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谈及那些痛失孩子的家庭，理查德坦言，“他们的身体状况很好，但是他们的生活已经永远无法回到过去。”
优子（化名）原本是生活在宫城县南三陆町的一名高中合唱团女生，“3·11东日本大地震”夺走了她5名亲人的生命，摧毁了她距离海边只有30米的家。灾难过后，优子继续参加合唱团的活动，歌声伴随着她住进避难所，参加高考，努力适应新生活。优子的故事被日本纪录片导演、电视节目制片人榛叶健拍摄成一部名为《和唱》的纪录片。
榛叶健（左一）和优子（右二）。（榛叶健供图）
榛叶健经历过1995年的阪神地震和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经历过灾难的人都会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问自己“灾难之后，人生该如何继续？”重建步伐为何迟缓
大地震过后一个月，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一场记者会上说，他本人出生在二战之后，他的一生是“战后复兴的一生”。在这片被火烧光的土地上，日本人重新站起来，取得让世界为之震惊的成绩。他鼓励民众拿出二战后的决心，尽快开始重建家园。菅直人还向国民保证，一定为把日本打造成更美好的国家拼尽全力。然而，仅4个月后，菅直人就被迫辞职，此后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一落千丈，他的承诺也随之化为泡影。
日本广播协会最新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11东日本大地震”过去十年，多数民众仍然感受不到灾区复兴和重建的成果。近三成受访者认为灾区重建工作“没有进展”，超六成受访者认为福岛核电站的除污工程“没有进展”。
今年25岁的大沼克哉供职于福岛核电站附近浪江町辖区内的一家超市，在2019年7月开业之前，该地区只有两家小小的便利店。大沼克哉近日在“3·11地震”十周年中日青年线上交流会上，以福岛县浪江町为例，介绍了“震灾、核电站事故后的重建之路”。
浪江町原有2.15万居民，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全体居民撤离。2017年3月，部分地区解除避难要求，约有700人回来，占总人口的3%。截至2021年1月，该地区的人口仅为约1500人。大沼克哉说，浪江町的水电、煤气、通信等日常生活所需的设备设施已经恢复，贯穿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千叶县直达东京的铁路大动脉JR常磐线去年也全线通车，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在采访中，这名年轻人表现出超出同龄人的成熟。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多次进行调查，对灾区的前景感到很悲观。比如现在回来的1500人当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约70%。他们回来的理由无非是出于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祖祖辈辈住在这里，这里才是故乡，死也要死在这里。换句话说，老人们回到故乡等死。
“灾区的年轻人远远不够，这里没有娱乐活动。更重要的是，雇佣是个大问题，这里没有工作的地方。”大沼克哉直言不讳地说，日本首相菅义伟近日视察福岛县，确认灾后重建情况，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也赴福岛考察当地建厂环境，但这些能否带来就业机会还是未知数。“毁坏的街道可以重建，但街道的功能难以恢复，就算再过5年甚至10年，浪江町车站周边恐怕都无法重拾以往的热闹。”
福岛县的一处纪念场所，上面写着“东日本大震灾·原子力灾害传承馆”。（大沼克哉供图）
《环球时报》记者2017年曾赴福岛县双叶町采访，大沼克哉日前重访该地，在他发来的照片中，记者发现，钟摆依然停留在地震发生之时，周围建筑破败不堪，杂草丛生，和4年前别无二致。
大地震十年后的福岛县双叶町。（大沼克哉供图）
对核辐射的担忧或许是民众不愿重返灾区的一大原因。绿色和平组织3月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设立840平方公里的“特别去污区”，去污工作多年来进展缓慢，目前仍有85%的面积存在放射性污染。绿色和平组织日本办公室评估称，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现行报废方案存在重大问题，日本政府计划为期30年至40年的报废进程将难以达成。3月10日，日本原子力委员会发布报告称，福岛第一核电站内部发现新的污染场所，原本的废炉拆除计划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此外，1号和3号机组核反应堆压力容器排出的部分气体发生倒流，可能会再次引发爆炸。大沼克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十年过去了，外界依然担忧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和污水排放问题。这种巨大事故一旦发生一次，就很难再建信任。他认为，浪江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安全”。
日本兵库县立大学教授木村玲欧分析灾区现状时表示，复兴之路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国家和社会的长期支援，才能让灾民重启新生活，回归正常生活状态。
现在不是灾后，仍是“灾难之中”
3月11日，日本政府将在东京国立剧场举行“东日本大地震”十周年追悼仪式，这可能是政府主办的最后一次追悼活动。相原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外界看来，十周年或许是这场灾难的一个终结，但对于亲历者来说，每到这种时刻，她的悲伤和思念都会成倍增长。
无数人的人生因这场灾难而改变了轨迹。相原瞳没能去见铃木茜“最后一面”，直到3年后铃木茜有了一块自己的墓地。从那以后，相原瞳每年都去给她扫墓。每一个可以说“再见”“谢谢”“我回来了”的日常，都让她倍感珍惜。
相原瞳花了更多时间从事志愿者工作，介绍名取市灾后重建情况，也总结传授防灾经验。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名取市的灾后重建工作基本完成了，但受灾民众心灵上的创伤远远没有恢复，或者永远也无法痊愈。
日本宫城县名取市震灾复兴传承馆。（相原瞳供图）
大沼克哉原本是宫城县的一名普通人，灾难发生时他刚刚15岁，参加完当天的中学毕业典礼。强震来袭时他和同学躲到停车场，看着房屋顷刻间倒塌。在这场天灾中幸存下来，大沼克哉决心为东北地区的复兴贡献力量。当得知公司要在浪江町开设分店时，他立刻报名。记者注意到，每年的3月11日，大沼克哉都要在社交媒体上发一段感悟，而结尾常常是：要思考怎么才能让人不要忘记“3·11”。
宫城县灾后重建工作正在进行。（榛叶健供图）
饱受丧子之痛的大川小学的家长们成立了“大川传承会”，从2016年开始讲述大川小学的悲惨遭遇，赴各个学校讲演防灾对策，截至2020年已接触过1.4万名教育工作者。“大川传承会”通过社交媒体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们平时会做一些宣传单，参加各种会议和研修活动，讨论如何守护儿童生命等课题。石卷市大川地区在地震和海啸中遭遇巨大灾难，他们希望能将大川的风景和生命传承下去。至于优子，《环球时报》记者曾在2017年见过她，那时的她开朗健谈，好像已经摆脱灾难带来的阴影。后来，记者与她失去了联系。听榛叶健导演说，优子考上了东京一所大学，因为她来自灾区，一直有个心愿想要帮助国外贫困地区的人，毕业后，她没有在企业就职，而是以外派员工的身份工作，人生经历了一些变迁。关于其中具体的情况，榛叶健导演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没有进一步透露。
2020年版的《自杀对策白皮书》显示，大地震后的十年间，灾区频现自杀案例，在避难所、临时住宅等地都发现过遗体。复兴厅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即便是灾难幸存者，也会在长年的避难生活中因“肉体·精神疲劳”“精神压力”等原因死亡。据《朝日新闻》报道，对受灾3县岩手、宫城、福岛的统计显示，在灾后所设的临时住宅及灾害公营住宅中，共有614人“孤独死”。
“在海啸区域，我怀疑许多人仍然默默地遭受着极度痛苦。”理查德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的大部分区域仍然受到污染，要完全清除还需要很长时间。彻底去除核反应堆可能需要一个世纪。从物理角度说，日本已经从海啸中基本恢复过来，从心理角度说，我想日本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已经开始向前，但他们始终对何时何地发生下一场自然灾害深感不安。”
在东日本大地震复兴构想会议委员、学习院大学文学部教授赤坂宪雄看来，“3·1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人们开始使用“灾后”一词，这是因为大家希望通过付出与“战后”相匹敌的努力，实现复兴。他同时表示，不大为人所知的是，也出现过“灾间”这个词，实际上，“我们现在并非生活在巨大灾难之后，而是活在“灾难之中””。
原标题：《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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