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的过程才是最美之事
□韦力
自古至今的爱书人都有一个通病,此病不是指爱书之好,乃是这些爱书人大多会以书为中心延展开来去热爱一些与书有关的人和事,而古旧书市场也就是得书的场所当然是藏书人的最爱之一。
孙从添关于藏书有“六难”之说,其中第一难为:“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知有此书而无力购求一难也。”没钱买书当然是爱书人的第一大头疼事,然细品孙从添的这段话,他却点出了藏书的真谛:收藏书籍虽然需要太多的条件和方法,但相比较而言,买书的过程才是最美之事。
既然得书能给爱书人以最高级别的愉悦,那书从哪里来呢?以我的看法,得书渠道大约可归为继承、购买、抄写三大类。当然如果把巧取豪夺也视之为得书渠道的话,那也可以将此四分法。据传当年的丁日昌就是通过巧取豪夺的方式,得到了郁松年宜稼堂所藏的宋元旧本。这种说法出自陆心源,但后来的伦明和徐绍棨因为同为广东人,故纷纷撰文替丁氏辩污。而日本目录版本学家岛田翰在《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则称:“心源因宋元本数种,而起狺狺曲成之辞,既伤友好,又欺后世。”
事情真伪如何,只能让专家们继续讨论下去了。但这段记载至少说明,巧取豪夺也是得书的方式之一。以这种方式得书,显然需要太多的附加条件,比如有权有势、无道德等等。能有这种条件和金钱的人还能爱书,想想也不简单,但大多数爱书人不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那只能祈盼其他的天降福泽的得书方式。
继承是大批得书的好方法之一,这也应当是每个爱书人的梦想,但能实现这个梦想的先决条件乃是祖上也有藏书之好,并且这些书能够迭经多年而留传到自己手中。书籍的性质最为脆弱,水火兵虫皆可令其损伤甚至毁灭。若赶上烧书运动,那更是书籍的灭顶之灾。如果某家祖上的一份珍藏能够躲过这么多的灾难而留传下来,那才是斯文之幸。如果到后世分财产时,其他的弟兄对此没有兴趣,而全归了某位爱书人,其狂喜之色简直难以行诸笔端。
能够有这种福分之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爱书人得书仍然靠辛苦买来。唐代杜暹曾言:“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看来,即使在遥远的唐代,靠薪水买书也同样不容易。难怪他跟儿孙们讲,卖掉我的书或者把这些书借给别人都是不孝的行为。而明代绍兴大藏书家祁承刻了一方章,其章文为:“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祁承也在强调得书之何等不易,虽然他不像杜暹那样把卖书和借书给人看视之为不孝,但他依然告诫子孙,自己得书是何等不易,希望他们将自己的所藏保护下去。虽然爱书人的这种痴情基本上以事与愿违终结,但想想他们那时的心态,完全可以用其心可悯来形容。
古代没有复印机,遇到孤本或买不到的书,只好靠抄写来拥有,故抄书也是古代得书的方式之一。然而抄书也是一大笔费用,无雄厚财力依然无法大量抄书。因此,通过买书来增加藏品依然是爱书人得书的主渠道。但买书也具有多样性:可以从私人手中买得,也可以去古旧书店选购,还可以像民国年间的一些大学者那样,坐在书斋中等书贾送书上门。
虽然得书渠道还有多样,但以我的经验,到书店去买书最慰我心,因为在店中选书之时,可以有意外之喜,而不像送书上门是对方来揣度得书人欲得哪些。书商虽然能够大约了解到相关爱书人的偏好,但他毕竟不是藏书者本人,无法真切地体味到藏书者在思维上的发散性。
转书店当然希望有许多店家聚在一起,那么多的书店毗邻而居,一家一家地看过去,且不论能够得到多少心仪之本,转书店的满足感就已无与伦比。当然,转书店的主要目的是得书,但并非每次转书店都有那么好的运气。徐志摩曾跟梁启超说:“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这句话显然是文人语言上的达观,天下的百媚千红,谁不愿意将其通通揽入怀中,但方方面面的能力有限,故只能以“曾经我眼即我有”来作解嘲。
这就好比女人逛街,有时她们结伴而行,高高兴兴地在街上转个半天,虽一件衣物未得,但心情之愉悦却丝毫未减。当你问女士这个结果是否遗憾时,她们大多会回答你说:“看看也过瘾。”这句话用在爱书人转书街这件事上也同样适用,但是我不相信女人只逛不买和爱书人一本未得同样能心情愉悦。虽然结果貌似异曲同工,但爱书人转书街之时,哪怕未得心仪之本,他也会说服自己买一些并非急需的书,理由是:说不定哪天能用得着。这也正是爱书人对书街最为钟情的原因之一。(本文节选自《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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