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迫使日本伸出橄榄枝 在日本工作“看上去很美”
日本面临40多年来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而且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计无所出的日本政府将目光瞄向了海外，但在种种因素限制下，东瀛岛国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变成海外人才的就业乐园。
43年来最严重的用工荒
“安倍经济学”已经推行5年，日本经济似乎正缓缓走出衰退。2017年日本失业率仅为2.8%，处于1994年以来的最低位，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令失业率高企的欧美各国羡慕不已。
不同于高度繁荣的1974年，如今日本的低失业率不是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而是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造成的人口缩水。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出生人口仅94.1万人，创1899年以来的历史新低，总人口减少40.3万人，连续第11年下跌。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未来40年日本人口将从当前的1.27亿缩减至8800万，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8%升至近40%。
劳动力下滑更为严重，已经从1995年的8720万人下滑至2015年的7720万人，至2020年缺口将达到416万人。难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7年9月在国会上高呼：“日本国难当头！”
日本劳动力市场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状态。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本的有效求人倍率(有效职位数量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在2017年9月达到了1.52，仅次于1974年2月的1.53。这意味着每三个岗位中就有一个无人可用，日本正经历43年来最严重的用工荒。
用工荒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冲击尤为直接。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劳动力不足首先出现在建筑业，并向服务业蔓延，日本航空公司、零售商、快递公司和连锁餐厅被迫重新考虑扩张计划。日本最大的地材制造商之一的东理株式会社原本预期2017年上半年销售额上升2%，结果反而下降1%，因为劳动力短缺使东京地区的建筑项目工期推迟。
苦于人手不足，麦当劳开始在日本取消24小时营业，无所不在的便利店也难以为继，连日本人津津乐道的“深夜食堂”也纷纷提早闭店。由于无人可用，日本搬家费用暴涨，两室一厅的订单价格从10万日元猛增至今年的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万元)。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由于劳动力短缺，连卫生纸都涨价了。
内部挖潜 外部开源
劳动力不足怎么办？除了大力鼓励生育，日本政府还盯上了那些拥有高学历和一技之长、却甘心在家当全职太太的家庭主妇，以及越来越长寿的老人。
日本一家就业研究中心2015年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有子女的日本主妇愿意工作，但苦于无法找到合适的职位，尤其担心工作与家庭有冲突。一些企业纷纷采取相应措施，例如麦当劳和日本三大便利店之一的全家(FamilyMart)就先后为主妇们设置了兼职职位。
政府和企业还努力吸引退休人员重回岗位，或干脆推迟退休年龄，从目前的60岁推迟至65岁，甚至70岁。截至2016年11月，日本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劳动人口数量在5年内增加了33%，东京等地经常可以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开出租、做销售。政府还鼓励员工兼职，不过调查显示，96.2%的日本公司对此很不“感冒”。
除了人，日本还努力从机器人身上想办法。在别国担心人工智能(AI)“抢饭碗”的时候，日本满怀期待地希望“机器猫”赶紧到来。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7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人工智能产业化路线图，以大幅提高AI在制造业、物流、医护等行业的应用。罗森和松下电器公司在进行“无人化”便利店试验，Henn-na机器人酒店早已实际营业，日本软银也推出了一款人形机器人。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胜任日本49%的职位。
当然，很多行业一时半会还离不开人，尤其是老龄化的日本急需的养老服务业。相比于花大价钱研制机器人，引进外国劳动者要便宜得多。迫于形势，一向对外国劳工壁垒森严的日本不得不低头。2017年1月厚生劳动省调查显示，在日就业的外国人数2016年10月首次突破100万，2017年10月达到127.9万人，较2012年几乎翻番，其中中国人最多，占29%。经合组织(OECD)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日本的外国人流入数量在35个组织成员国中跃升为第四名，政府也拓宽了允许外国劳动力就职的行业范围。
“日本的留学生变多了，到处都可以看到外国人的身影。”在2016年日本放送协会(NHK)节目《为什么无法推进外国留学生就业》中，主持人柴崎行雄说。2008年日本提出“30万留学生”计划，目前实施效果相当不错，2016年留学生数量就已达到23万人，有望提前完成任务。
但企业对接纳外国员工颇为犹豫。日本一家学生支援机构2017年的调查显示，只有20%的企业愿意招聘应届留学毕业生。据《日本经济新闻》称，除了极少数全球化制造商以外，日本企业尚未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
虽然外国劳工增加迅速，但他们多数从事技术含量低的职业，而且大多是临时工，不仅薪资待遇与日本人差距极大，获得合法居留权乃至入籍的可能性也极低。由于文化保守、地狭人稠，日本民众对引入外国移民极为敏感，利益集团因为害怕移民抢了日本人的饭碗而坚决反对，使得放开移民政策成为日本政治家碰不得的高压线。
“饭碗”遍地，但高端国际人才并不买账
虽然劳动力市场看上去欣欣向荣，但日本毕业生的日子并不好过。用工荒的确存在，但不同行业间差异极大，建设采掘业的有效求人倍率高达3.54，护理行业也达3.13，但楼宇管理、机械加工等行业却低于1，结构性失业率甚至超过完全失业率。汽车制造商、银行等热门行业依然被求职者踏破门槛，缺人的都是挣不到钱的行业。
更糟的是，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却迟迟不涨，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年薪约为人民币16.8万元)近10年来原地踏步，2017年甚至略有下滑。日本经济常年停滞，虽然目前略有回暖，但企业仍然无力大幅提高薪资。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16年日本平均工资增长率仅0.4%。日企虽然想尽办法吸纳人手，连终身雇佣制都重新现世，但就是不打算给员工加薪。
日本地狱一般的工作强度更是让人闻之色变。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截至2015年3月，日本一年内判定的过劳死事件达1456例，再创历史新高。2017年3月，一名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建设者不堪重负自杀身亡，律师发现他2月的加班时间为211小时56分，通宵工作就有3次，晚上10点钟以前回家只有5次。日本人为此创造了“社畜”一词自我揶揄，意指被公司当作牲畜一样压榨的员工。
因此，日本虽然“饭碗”遍地，但高端国际人才并不买账。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2017年6月的调查，亚洲人才不太想留在日本；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2017年国家竞争力报告中，日本的人才吸引力排名仅为77，甚至远远不及排名第22的印度。外国劳动力多数从事的是日本人不愿干的低端工作，其中很多是以“研修生”身份来日的。
“外国人研修制度”建立于1981年，1993年日本又推出“技能实习生”，名义上是“培训技术”，实际上就是变相引进廉价劳动力，因为“研修生”或者“实习生”不享受日本劳动法规定的种种权利，比如保险、同工同酬等。
据日本法务省统计，2016年共有8.5万名中国研修生在日本工作。这些人大多来自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属于低学历、低收入、无特长的群体。他们多数为了前往日本“研修”而缴纳了高额中介费，不少人在日本遭受不公正对待后逃跑，沦为“黑工”。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5年共有5803名外国研修生“失踪”，为2012年的3倍。
研修生的工作往往又脏又累，而且缺乏安全保障。2018年3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一些越南研修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至日本福岛，参与清理第一核电站周围的核污染。
据厚生劳动省统计，在2014至2016年间，因工死亡的外国实习生达22人，其中多为事故造成，1人是过劳死，致死率远高于日本全国平均水平。不仅如此，克扣和拖欠工资对研修生来说也是常态，上交护照、被限制人身自由、长时间劳动、被打骂和骚扰等现象屡见不鲜。由于虐待事件频传，美国国务院在2016年7月的报告中表示关切。 来源：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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