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审丑与审智审愚的拼贴
□杨荣宏
当今，写诗的热闹喧嚣与读诗的寂寞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但写诗的人一直在四面八方绞尽脑汁写，读诗的人一直在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这样的冷与热，应当是有史以来的一个常态，简直不必大惊小怪。诗歌不是五谷杂粮，不是生存所必需品，而是精神生活养料的一种——也许是微量元素，缺不得，但也不需太多，微量即可。
新诗的审美是多方面的
大数据时代到来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人们一脚踏进了自媒体时代，诗歌轻而易举地取消了原有审稿体制的制约，各种主张都能出笼亮相，各种探索（游戏）都能赢得点赞，如今的诗坛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一幅十分驳杂斑斓的图景，审美、审丑，审智、审愚在整个诗坛甚至一个诗人那里并存共处，一个诗人都可能有N种尝试，一百个诗人有一百种美学主张，一千个诗人会秉持一千种美学原则、展现出一千种不同的美学姿态。
在读者那里，有依旧痴迷于格律诗而拒绝新诗的，有至今依然只热爱泰戈尔、徐志摩或者戴望舒或者艾青的，也有只认同舒婷、北岛、顾城的，甚至，还有不少的读者匍匐在汪国真的面前，将其视为诗人中的“哲人”的。
我们相信，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历史性的，有前因就有后果，过去是现在之因，未来是现在之果。虽然这次首届李白诗歌奖的得主洛夫也认同这种逻辑，且说过：“时间是仅次于上帝的恩宠”，但是，在当代，我们已经非常明白，已经没有一个单向度的线性时间了，各种观念、各种主张各种经验都在向当代蜂拥而来，时间，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如果不随时跟踪日新月异的诗歌界，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对诗歌的判断力。正如李白诗歌奖提名奖获得者沈苇所言：“诗歌是人类最伟大的接头暗号。”世界在变，语言在变，诗人的感悟在变，暗号随时都在变，如果我们懂不起暗号，就与这个世界接不上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届李白诗歌奖初评委和终评委做出了他们的审美决断，评选出了他们心目中的诗歌王者：洛夫和于坚、西川、沈苇、欧阳江河、杨炼。
当前诗歌创作的审美呈现多样化
诗歌理论界认为，诗歌已经从审美、审丑到审智了，“审”者，仔细思考，反复分析、推究之谓也。审美，就是审情感（有情）；审丑就是审冷漠（无情），审丑，不一定是对象丑，而是情感非常冷，接近零度。冷漠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丑。所谓“零度写作”，就是审丑。废话教主、梨花教主的写作大约就是审丑。
审智就是把智性观念、话语形成、产生变异倒错乃至颠覆的过程在读者面前展示出来，并加以细究、玩味。这一点，欧阳江河尤其典型，他非常善于审智。比如我们从《黄山谷的豹》中可以读到这样的章节：
“豹，步态如雪/他的每一寸移动都在融化/但一小片结晶就足以容身/一身轻功，托起泰山压顶。
整节诗都在谈论豹的美和智慧，诗人拥有匪夷所思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这是极其难得的。长期以来，他也明显地比其他的诗人更擅长“审智”。近作如《凤凰》那就更加具有审智的特性——当代文学艺术的重要特性就是，他们从不讳言自己的观念性和思想性。他居然吃了豹子胆，敢于承担起重建整体叙事，重释文化图景的大使命了。他的一些诗作把民工、造房者、居住者、地产商、建筑师、小偷、资本、金融、基建、工程这些极其异质的意象纳入诗思的范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从风花雪月之中撒腿狂奔出来的第一人！
杨炼早期审美如《诺日朗》，越往后走，就越表现出强烈的“审智”倾向来。西川如此，于坚也是如此。只是于坚的审美（丑、智、愚），更偏重于保持一种姿态，他对过度修辞表现出强烈的戒备——并且他明确表示要“拒绝隐喻”。于坚在《美国诗抄》之《图书馆的老太太》：
离开故乡已经六十年
一个上午问长问短
无论我说什么
都认为是梅村的事
“老太太”来自中国一个叫梅村的地方，六十年没有再回故乡，对故乡的思念和关切之情跃然纸上。这是比较典型的于坚风格——“诗直接呈现在语言中。”这是审美，也即审情。
审美的诗歌并不落后，审丑的诗歌也绝不另类，审智的诗歌当然也不是非诗。当然，既然有审智，就会有审愚。比如，洛夫先生的《日历》就是审愚之作：
我们总共才三幅脸/昨天/今天/明天
撕下最后一幅/茶便凉了/一切/积欠的都偿还了/赚了的都赔光了/丰硕的都干瘪了/满城的灯火都熄灭了
昨天已告涅槃/今天即将归零/明天，明天的太阳照常从碑后升起/而我们的面具/仍然戴在寸草不生的脸上
我们带着面具过了一辈子，我们愚昧得如此彻底：到死为止，甚至死后都没有撕掉那张可恶的面具，怎一个“装”字了得！装得多苦，装得多累，装得多荒唐啊！审愚是揭露、是挖苦，是冷嘲或者热讽，是调侃或者打趣。
对于现当代诗歌而言，审美、审丑和审智、审愚，不但是逻辑的、横向的平面的划分，而且是历史的、纵向的必然和发展，在系统的分化和演进中，可以达到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
聚集在李白的旗帜下
杨炼曾经说过：“语言没有大小之分，只有自觉意识上的深浅之别。我将立足于中国——中文的经验之根，同时向全世界敞开，特别着眼于不同语言之‘本地深度\’间的交流。”
远的不说，至少在新诗历史上，真正取得重大成就的人，深耕中国传统，而又保持开放心态，敢于且善于学习西方，敢于且善于消化“洋奶”的人，或者至少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背景的人。仅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文（诗）史、哲资源，仅有民间文学（诗歌）资源，仅有西方的文化及文（诗）史、哲资源，都不足以成就真正重量级的诗人。
洛夫先生和几位提名奖获得者一样，都是立足于中国——中文的经验之根，同时又向全世界敞开的时代歌者。他们基本上都有长期游学海外的经历，都是我们这个“地球村”村民。他们能够获得李白诗歌奖和提名奖的殊荣，与他们这种背景之间的关系绝非偶然。
像李白一样，伟大的诗人必须是学贯今古、融通中西的文化（诗歌）混血儿。他们从来不满足于自居某个民族、某种文化的中心，他们流浪，漂泊，被放逐或者自我放逐，甘于身处边缘，两种甚至多种异质文化的结合部（如沈苇诗作《异乡人》所展示的处境），既为这种边缘和文化结合部所苦恼，又因这种特殊的坐标而受益。因为只有交流、碰撞才能迸发智慧火花，只有杂交才能培育文化优势，只有借助文化杂交优势之力方能踏上诗歌艺术的制高点——诗歌的未来在那里转向，从那里再出发。
洛夫和于坚、西川、沈苇、欧阳江河、杨炼这些诗坛天才和诗歌界的英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既是我国（诗歌）历史事件的执行人和代言人，又是其产物和象征。
他们手握闪光的诗篇从遥远的远方朝李白走来，聚集在李白的旗帜之下，各有各的潇洒，但同样地耀眼夺目。
（作者系市文联副主席、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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