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如何吸引年轻人？
网络时代，政治家如何吸引年轻人
刚刚结束的台湾地区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近期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诸多的分析把目光落在了网络时代的政治技术与青年世代的政治表达领域。财新网特约记者徐和谦这样撰文描述现场，“走进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的竞选总部工作区，所有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个个紧盯着自己眼前的笔记本敲字、转文章、剪辑影片，满室沉静，几乎没有人在讲话。一场场无声的厮杀，只在网络上展开。”
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政治学教研室副教授施展，近日也在微信公号“三剑客”撰文讨论。他引台湾民调专家洪耀南的解释，认为国民党之所以会输掉，是因为它还相信选民会蓝绿归队。但实际上，在年轻选民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网络时代，蓝绿对决已经是过去时了。
施展回溯历史，指出人类社会基本形态经历了三次大变化：从狩猎—采集社会进入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当下正在发生从工业社会进入到网络社会。
施展指出，来到网络时代，人与人之间各种新的协作模式，可以在一种“分布式决策”的结构之下，不断生长出来。最终，这张网成了超越所有人之上的一个秩序的来源，也成为新的意义的来源。这种“意义”不再是任何意识形态的“大词”所灌输的，而是对于所有参与到网络秩序之演化过程的人们，其直观生活感受的一种表达。
他认为，生长在这样一种时代的年轻人，不会再接受大词的规训，而是要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意义。基于自然的、基于现实的生活感受，会是引领他们思考与追求的更加清晰的路标。
中国现代化道路之难：适应西方，重塑传统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渠敬东近日接受《文汇报》专访，就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作出独到解读和犀利的分析。
对于社会学常常谈及的现代性问题，渠敬东强调中国人所体会的现代性比西方更复杂、更艰难。因为中国既要对广义上的西方文明有所适应，又要重塑与自身传统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传统，同时面临双重张力。
谈到中国的公共生活，他认为，首先中国不缺乏广义上的公共生活，历史传统中县以下的底层生活中具有非常强大的自由运作的空间，是带有公共性的，但是这种公共生活在逻辑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西方的公共生活。其次，西方的公共生活实际上与基督教教化密切相关，而中国没有明确的宗教系统，但中国有明确的教化系统，所以政治和教化之间也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关系。儒家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实际上是带有公共性的，只是不同于西方古典或现代意义上的界定。
教育问题也是渠敬东关心所在。“教育永远是总体的问题，永远关心的是人的构成的问题，这是教育的本源问题。”渠敬东反对中国在短短10年中热火朝天地推行“运动式通识教育”，美国任何一所有代表性的大学在尝试通识教育的过程都至少有50—100年。
渠敬东理解的真正的通识教育是：首先，确实要读人类历史流传下来的有深度的、有现实经验感的经典；第二，一定要让受教育者具有良好的历史修养，要让思想站在地上说话；最后，学生一定要有朴素的经验能力，他要放开眼光，能够对世间万物投入同情的理解，这样他通过读经典而形成的大的理念才能够化作真正具有创造力和认识自己的动力，否则只读经典的人恰恰最容易变成骄傲和虚荣的人。（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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