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立法是大势所趋 □杨于泽
如何规范公务员的日常言行，避免失德失信等行为，不应只靠学习、教育等手段，还需要法律的铁腕。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南通市委组织部长韩立明近日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建议，呼吁就公务员官德问题立法，并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规范公务员日常行为。(3月12日《扬子晚报》)
巧的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牟新生近日在大会上指出，现在“整个社会柔性有余、刚性不足”。就是说，道德提倡多，真正践行少，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痼疾。从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到孙中山题写大量“天下为公”匾，官德被政治人物挂在嘴上，但很少化为官员们的日常行动。价值标榜无比崇高，践不践行非常自由，结果就是“空对空”。
公务员受人民之托，掌握国家的财权、人事权与其他管理权力，其行为必须内在地符合人民期待，符合一定的伦理道德要求。对公务员伦理道德进行立法，就是使“柔性诉求”化为“刚性约束”。道德立法的结果，是公务员践行道德的自由度变小，基本的道德要求化为外部强制，公务员从此“身不由己”，权力的品质将获得一种基本保障。
道德法制化，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但环顾世界却一点不新鲜。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韩国等，公务员伦理立法早已实行，并形成完整体系。美国卡特政府1978年制定并经国会批准了《美国政府伦理法》，规范公职人员的财务公开要求、利益冲突等。1989年，美国又颁布《政府伦理改革法》，为公职人员规定了更为严格的伦理标准。
官德立法，目的是将限制官员作为官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变官德自律为他律。道德本来是强调自律的，践不践行道德，能够做到几分，主要靠个人自觉，他人不便强求。但官德有其特殊性，官德关乎公权力的行使。官员行使公权力，必须满足服务人民、公开透明、诚信、公正的要求，这是社会对公权力行使的内在要求。高标准得靠官员自觉，但基本的道德不能由官员自己说了算。
长期以来，我们将官德混同“一般群众”的道德修养问题，经常在提倡，效果靠“觉悟”。由于践行操之在我，一些官员在金钱美色诱惑下放弃了基本原则，官德被架空。比如我们提倡“勤俭节约”，每年“三公”消费却以千亿元计。而在法治国家，政府的财政预算、官员的“三公”消费是受法律约束的，谁敢越雷池一步，轻则遭纠弹，重则身陷囵圄。日本东京都只有15辆公车，韩国首尔市政府只有公车4辆，这就是官德法制化的结果。
现在我们面临一项历史任务，就是规范权力，而主要方法就是“法律之治”。过去提倡“大公无私”、“勤俭节约”，也出现过很多焦裕禄式好干部。但现在搞市场经济，各种利益诱惑、公私冲突前所未有，政府需要对官员实行刚性约束，确保公权力的行使符合人们的道德想像。官员是道德的，政府就有了道德感召力，治理就可以“不令而行”。也就是说，官德立法既造福人民，又使政府受益。 （据3月13日《珠江晚报》）
新闻推荐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记者吴晶晶）记者1日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获悉，我国天文工作者从最新的美国斯隆望远镜数字照相巡天数据中发现了13万多个星系团，这是目前国际上已知的最大的星系团列表，将对宇宙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