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钱江晚报翻出了一则旧闻大年初一宁波一家三甲医院
近日《钱江晚报》翻出了一则“旧闻”:大年初一,宁波一家三甲医院的十几位产科医生连夜救治一名高危产妇,4个多小时手术做下来成功保住了大人和孩子；结果5天之后病人跑了,欠下了2万多元的医药费。根据医院规定,欠费的20%要由科室承担,所以几位医生就只能平摊了4000多元钱的医药费。
听起来真不是一个具备多少正能量的故事。
全国医院,
病人一年欠费三四十亿元
医务工作者讲了很多类似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故事:救治的急救病人欠费了,家里人死活联系不上,结果去世之后子女却跑到医院来讹钱；有的医生看病人困难做了手术,结果欠下的费用要全科室承担；有的病人欠了一点钱跑掉了,结果因为信用记录差被停掉了医保,得不偿失……
岛叔的一个朋友在基层医院做管理者,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她告诉岛叔,前些年医保、农合没有现在这样规模的时候,医院成立“追债组”跑去要账也是常有的事儿。如果病人欠费跑路了,科室里的医生护士奖金停发也是虽然无奈但不得不为之的惯例。
《钱江晚报》的报道则说明了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浙江的两家知名三甲医院,已经有超过千万元的逃费；而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全国医院“三无”病人(无家属、无身份、无钱)一年的欠费则有三四十亿元。
吃亏的只能是医院?
救治了病人,医护人员自己还要赔上金钱,看上去不是太合理的事情。
欠费的大概都是什么人?
在医护人员看来,有医保、农合、商业保险的患者欠费的几率比较小,因为报销的比例较高,自己承担的金额相对有限；但如果遇到经济困难、多方纠纷或者是恶意拖欠者,医院的手段也很有限。
比如前面说到的医院“追债部门”,如果患者留下的地址电话之类比较明确还比较容易找,如果模糊,首先是找不到；找到了之后手段也极其有限,毕竟也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岛叔的朋友则表示,即使是因为家庭困难拖欠医药费,民政、公安、司法部门也很少干预此类事件。
所以吃亏的只能是医院:如果是医保病人,一旦欠费,就没办法办理出院手续,医院就没法跟医保部门对账报销,可能病人只欠了100元钱,但产生的几千元治疗费用只能自己承担；如果是自费,就更加只能吃哑巴亏了。
而这种情况大部分还发生在公立医院。有人说,公益性的公立医院不是应该国家财政支持发展的吗?
事实是,许多公立医院几乎都是自负盈亏的状态,财政给予的相当有限,大概10%都不到。除去医疗设备购置这些必要的开支,医院的建设、人员的工资,也全都是医院自行负担。因为,虽然他们是事业编制,但是这部分开支也是医院交给财政之后再返还回来。
制度有漏洞吗?
“在手术台上,没有任何人比你的主刀医生更希望你活下去。”
治病救人当然是医生的天职,治病贴钱恐怕就不是。医生也需要养家糊口,而医疗从来就是一个社会话题。所以,国家才会规定公立医院的药费要实行“零利润”而提高诊疗的费用,而对于急难危症的病人,医院也都需要无条件收治。
所以,这个锅应该谁来背呢?
按照律师的解释,医院对于医生垫付病人欠款的规定没有什么违法之处。而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急危重伤病、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确或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患者,其在医疗机构接受紧急救治后发生的急救医疗费用,“将由专门设立的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予以补助”。这个救助办法的初衷当然很好。但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这种申请的条件比较严格,另一方面如果地方财政困难,就比较难落实了。
话又说回来,经济困难负担不起的,或者是涉及多方纠纷产生欠费的,多少还情有可原；但对于恶意拖欠的,甚至在产生一定后果之后大闹医院的,就很难让人产生同情甚至是生出厌恶了。
制度有漏洞吗?当然有。对公立医院的投入不足、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完全覆盖就是足够大的可以完善的问题；而同样,对于恶意欠费者的约束不足,就足以折射出信用体系不健全的漏洞。媒体举出了加拿大的例子:在完善的公众医疗保险体系下,如果逃费,就会列入个人信用记录,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名网友的一番话更让人深思:“医生能做的只不过是肉体上医治,对于残缺的灵魂和堕落的道德,我们也无能为力,对于整个社会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相互间的不信任感,我们也很难开出处方,这也不是仅仅一个医生群体能够改变的,需要所有人不懈的努力,医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只管救治病人,而不受任何其他东西的影响。对于建立更加完善的医疗体制,我们比谁都更渴望,我希望所有病者能有所依,而不是靠恶意逃单这种方式,我希望以后的收入都是我提供专业技术的回报,而不是被贴上拿药品回扣吸血鬼的标签。”
(文/图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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