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文耀“如履薄冰”“老国企”求索“好机制”
在市场与体制的夹缝中，如何领导一个老国企人负重前行？
如履薄冰。上海家化集团董事长葛文耀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匾，上书这样四个大字。
在上海家化24年，这是葛文耀真实的心态写照。“上海家化随时可能有灭顶之灾。”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危险来自它面对的直接竞争对手：几十家外资日化企业，其中有5家，销售规模高达上百亿美元。2008年，在中国化妆品市场，上海家化排名第四，仅次于宝洁、欧莱雅和联合利华。
而体制问题，同样在时刻困扰上海家化。在上海乃至整个中国日化市场，它都堪称“异数”——在这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海家化划几乎是硕果仅存的国有企业。
这个起源于1898年的民族品牌，在市场与体制的夹缝中，如何负重前行？葛文耀的谨慎并不为过。
40年前，他在农村下乡时明白的两个道理，为他20年前着手改革上海家化，提供了基本思路。今天，在上海家化即将迎来111周年诞辰之际，他仍然必须直面变化。
葛文耀已经制定了新的目标：未来两三年内，上海家化的国内销售额，要赶超联合利华，进入三甲之列。而为了在外资当道的时尚业中脱颖而出，“老国企”上海家化的体制变革，亦在积极推进之中。
在农村明白的两个道理
24年前的1985年3月28日，38岁的葛文耀被派往上海家化厂担任厂长。当时的家化，固定资产仅有400万元，连一个像样的车间和办公室都没有。
几天后，市领导带外宾来厂里参观，看到家化的破烂样，闷闷地问葛文耀：“你看家化搞得好吗？”葛文耀回答说，“我想是能搞好的，但我只来了7天。”
事实上，葛文耀坦言，在到家化之前，他从没搞过经济工作，也没搞过企业。他搞好企业的观念，直接来自于在农村的经历。
1968年，高中毕业不久的葛文耀被“发配”到农村。当时，他到过全国最穷的地方，亲眼目睹农村一贫如洗，政治却“甚嚣尘上”。“这让我明白了两个道理：第一，中国人不应该这么穷；第二，理解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未来，按照经济改革最后的方向，做得好与不好，会有区别的！”24年前，刚到家化的葛文耀对职工说。当时，所有企业的工资相差无几。
不久，葛文耀还公开撰文称，“什么叫企业？企业是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顾客不需要了，企业就没必要存在了！而要做到顾客第一，就要靠员工，因此，员工最重要！”
他希望创造出这样一种机制：“当员工、骨干感到企业的发展和自己密切相关的时候，他就会去积极地工作、投入地工作、创造性地工作，这个机制就好了。”
比民营、外资都好的机制
强调员工的贡献与回报，对上海家化后来的发展影响巨大。
今天，当很多老国企还在被人员冗余拖累之时，上海家化股份公司的职工数仅为1050人，其中，原国企留下的一线工人仅有几十位，64%的员工学历在大专以上，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人才达到120多人。
而正是这1050的员工，创造出了近30亿的销售额，人均销售额为250万元。也正因为如此，整个家化股份的净资产利润率达到了18%。而位列世界五百强的化妆品公司，这个数据一般为14%-17%。
相应，家化职工的工资在过去四年翻了一番，2009年的人均工资达到12.6万元。人均销售、人均毛利、人均利润等，是葛文耀非常重视的指标，也是其激励员工的依据。
“上面对我比较宽容，从1996年开始，家化就有了‘分配自主权\’。”所谓“分配自主权”就是，政府只管葛文耀一个人的收入，而对于家化其他员工，则把权力赋予了企业。
在葛文耀看来，目前仍是国企的家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调整，已经拥有了最好的机制，经营者和员工关系最融洽。“我敢说，家化的机制比民营、外资都好！家化像我女儿一样，我可以不要股份，把所有钱都用在员工身上。这样，员工也不会觉得有替私人老板打工的憋屈。”
有近忧，更有远虑
不过，激烈的竞争让葛文耀时时保持警惕。“家化是一家学习型企业。”他常说。
本世纪初，由于内资日化企业大多已垮掉或被外资收购，家化的竞争对手变成了跨国企业。
2002年，上海家化销售第一次实际下降了7%。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零售渠道出现，家化没有跟上这个变化”，但另一方面，与外资相比，家化旗下的品牌，虽然市场占有率高，但品牌定位大众化，而国际化妆品巨头，通常是金字塔型产品结构，在中高端市场的竞争优势明显。
事实上，从1995年起，家化已开始酝酿中高端市场，推出了中草药化妆品佰草集。
“家化毕竟盘子小，未来还需要加快发展速度。”而这也意味着更大的投入。从2010年起，家化计划对佰草集投入1.5亿元以上的传播费用，是此前的五六倍。
不过，在新的竞争起点上，家化的体制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用葛文耀的话来说，体制问题“有近忧，更有远虑。”
所谓“近忧”是指，目前，对作为一家国企的家化来说，经营者的选拔、奖惩、资产处理、投资都需要政府批准。“家化已经是一家公众公司，但董事会却决定不了事情，这就不合理！”
而在现在的体制下，家化总有一天会面临困境，就像其他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一样，失去竞争力，趋于消亡。这便是“远虑”。
事实上，2008年9月，上海市已明确提出，“推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资的调整退出”。而身在日化行业的上海家化，正是退出之列。
不过，对于家化最终能否实现国有股的退出，葛文耀并不乐观：如果卖给外资，虽然家化会获得很好的溢价，但是，家化民族品牌的身份将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何况，把民族品牌卖给外资，我也心有不甘。”但如果由内资收购，价格却可能会打折扣。
更加重要的是，一般而言，国企通常是在差的时候被卖掉，好的时候卖掉的例子屈指可数。因为，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政府，就将因此承担巨大的压力。
现年62岁的葛文耀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做好家化。“如果身体允许，还能使家化进步，我就会继续工作。如果家化连续两年不发展了，我会很识相地走人。”
而本报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上海市政府对“上海家化国有股退出”一事，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目前，上海国资委已通过相关方案并正式上报市政府，国庆前后即可能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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