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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之困

北海日报 2017-06-10 00:00 大字
先秦诸子中,韩非应该属于一个“另类”。

他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却偏偏天生口吃,嘴上的功夫不行。他的很多思想主张,如果听他口述,一定不会太精彩,不仅说服不了统治者,就连一般的士人也难以摆平。好在韩非的笔下功力了得,他的个性思想,雄辩思维,差不多都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了。

韩非的著述颇丰,《说难》《孤愤》《五蠹》……凡五十余篇,基本上构建起了他的思想体系,奠定了他法家集大成者的地位。据说,秦王嬴政初见韩非的书,拍案惊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以至于,后来不惜与韩国开战,如愿以偿得到了韩非子。

只是,见面不如闻名。到了秦国,韩非的日子并不好过。秦王有点“叶公好龙”的味道,不仅未任用,而且让他命殒秦川。韩非的死,正统的说法,是他的同窗好友李斯因忌妒直接所为。但是,历史的风尘带有太多选择性过虑,很多时候,史册是戴着有色眼镜书写的。曾经的真相,恐怕只有天知道。正因为此,当下很多史学精英,采用不少的推理方法,阐释出他死因的种种可能。

韩非是带着一腔抱负,在苦叹中走完47个春秋的。作为那个时代独树一帜的大家,韩非的死,充满了困厄的悲情。太年轻了不说,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学说付诸实践,也没弄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

韩非的师傅是荀况,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大儒。荀况说人的自然属性是恶的,但这种恶,在后天仁义礼乐的教化下,辅以君权、法度与刑罚,是完全可以变善的。应该说,荀况是一位性善论者,是站在儒家大院子里讲话的人。只是,韩非似乎并不太唯师,他捡起了师傅人性恶的表述,并一认到底,走出了儒家大院。他说人性太恶,仁义礼乐的教化根本没用,必须靠势、靠术、靠法,用“强权”来管豁。

韩非很会讲故事,并且讲得很精彩。很多故事,现在都变成了成语。守株待兔、自相矛盾、滥竽充数、出生入死等等这些故事,形象化地告诉了君王“人性恶”,要如何钳制人民,如何不要轻信他人。

思想观念使然,韩非的学说主张注定会打上残忍、残暴的“法西斯”烙印。看韩非的作品,常常让人不寒而栗,那里面充满了“阴谋”与“算计”,处处为君王献上“杀人的刀”,散发着绝对控制下的血腥味道。这种主张,无疑会使管辖地变成一座座“军营”,在不讲人性中任由君王摆布。

法家的“法”,貌似公平公正,合乎“正义”的标准。但问题是,这种法,矛头指向的是百姓,手段充满了残忍,服务受益的只有君王。其实,统治者“一言堂”的设计,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度”只可能是程序上的公正,而非实质上的公平。

只是,韩非在教统治者如何耍阴谋诡计、如何在老百姓脖子上套枷锁时,却不曾料到,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别人的“算计”之中,套上了自己亲手缔造的枷锁。从某种意义上说,韩非之死,是死于自己的理论,死于自己提出来的残暴“算计”学说。

不可否认,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法”的实用性是最强的。面对礼乐崩坏、世风日下的转型社会,讲仁爱不行,讲兼爱没用,讲无为更没效果,似乎只有“专制”才能立竿见影。也正因为此,始皇帝为之击节叫好。始皇帝打天下靠“法”,治天下也选择了韩非那一套。表面上看,效果出来了,大一统的格局气象恢弘。但是,大秦帝国终是中看不中用,色厉内荏,崩溃得太早了,并且一泻千里。所以,刚性的“专制”中,如果缺乏了儒、墨的“人文关怀”,缺少了老庄的“无为”平衡,没有文化的软基因修正,再如何强大,过不了多久,也会在脆性中走向断裂,分崩离析。

当然,韩非为君王输送的那套理论,对后来中国帝王制度的建立功不可没。只是,聪明的后代统治者,并没有丢弃儒、道、墨等家的精华,大多采用了“外儒内法”的组合。因为,他们懂得,峣峣者易折!

文明发达的当代,这个理,似乎也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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