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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飞 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悬浮时代”

新京报 2020-11-07 00:31 大字

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 1927)剧照。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集中在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城市文化与治理,著有《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学问的冒险》《城市的张望》等著作。《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

作者:严飞

版本: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0年11月

每个人都在摆脱现在,逃离让他不满意的东西。他要奔向哪里?不知道。只是无时无刻不在移动,没有根基地悬浮在这个社会之中。社会学家把这种现象定义为“悬浮社会”。这种普遍失根的焦虑心态不止发生在中国,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普通人,都在经历着期望与现实的断裂而造成的焦虑和身份迷失。

生活在一个“悬浮社会”,现代人焦虑的根源在哪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对这个问题有着长期的思考。早年求学生涯辗转内地和中国香港,以及英国、美国等世界各地,迥异的生活环境给予了严飞宝贵的经验,让他擅长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制度之间,运用比较的视野思考问题,同时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进行反身性的思考。他把飞速发展的社会比作一辆高速列车,每天大量的乘客被人潮推挤进入车厢。他们如此急切地渴求成功,如此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同,却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也道不清列车行驶的方向。

在他的新书《穿透》中,严飞引用7位社会学大师的经典理论来分析“悬浮社会”的结构性特征,透视那些我们时常遇到却熟视无睹的社会问题——诸如,如何相信手机里的陌生人?婚姻里真的是谁收入高,谁就更有话语权吗?而读者或许也能像社会学家一样,重新审视社会的运作规律,摆脱那些看似“理所应当”的思维惯性。

如何思考:作为对象的菜市场和网络直播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生活在“悬浮时代”,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信任感越来越淡薄,亲朋邻里之间久而久之也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那么,城市化改造、社区场所的变迁对于人际关系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呢?

严飞:我之前做过一个关于菜市场的研究。当一个大型菜市场拆迁以后,这些菜贩会何去何从?我们发现,大多数菜贩在菜市场拆除之后不会离开,他们中的大多数会选择顽强地留守。与此同时,他们的薪资平均下降了20%以上,生活成本也在上升,但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

与此同时,一个菜市场的拆迁,也会对菜市场周围的居民产生深刻的影响。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前往菜市场就是为了买菜,但是我们的问卷调查发现,买菜竟然不是菜市场的首要社会功能,只能排在倒数第二位。前往菜市场的动机,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邻里交流,锻炼身体,接送孩子,等等。

社会学的思维认为,人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人”,人和人之间会有交流,会有情感的互补,而菜市场就是情感“涌现”的公共场所。邻居街坊通过菜市场形成了一个情感和精神的共同体。如果菜市场意外被拆除了,菜贩并没有走,邻里之间的关系却遭到了破坏。

我们还发现,菜市场拆除之后,这些城市务工子弟的孩子的教育问题会产生新的社会负担。在此之前他们还可以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但是在这以后这些家长负担不起公立学校的学费,不约而同地选择去打工子弟学校,更多的人会把孩子留在家乡变成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无法和家人团聚,就会产生一系列潜在的心理问题和犯罪问题。由此我们发现,菜市场作为一个公共的生活空间,在人和人之间产生了互动,同时连带产生了后代的身份认同困境。

新京报:你在《穿透》中抛出了一个问题,短视频、直播、滤镜是否重新定义了这个世界。前段时间,你自己也尝试过一次线上直播授课。

严飞:疫情之后,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了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我自己在直播之前特别紧张,后来直播以后发现很有趣。如果你讲得不好,会有很多弹幕说老师你讲得不对,这些读者就有选择权说,我可以不听,你会面对更多的知识上的审判。

自拍、直播等现象的出现,说明现代人比以前的人更有表达欲。这当然与经济因素是有关系,按照马斯洛的说法,生活水平提升了以后,人就有更高一层的自我表达的需求。除了表达的欲望,表达的空间也发生了变化。身处面对镜头的时代,大家愿意进行自我表达,并且勇敢地进行自我表达,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

新京报:如果面对镜头是释放自我表达的欲望,那么镜头后面的观众呢?

严飞:我们需要看到的还是一个大的结构性背景,也就是“悬浮时代”。上班、放学之后做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已经为我们急切渴求成功所做的努力而占据,仅剩下一丁点空闲时间,我们愿意通过看一些刺激的、惊险的、有趣的或无聊的短视频,在感官刺激之下放空大脑。用这些方式消磨掉睡意来临前的时光,无非是为了摆脱一天积攒的疲惫和焦虑,掩饰人在没有根基的时代之中,身份迷失而带来的无所适从。

为何思考:我们就像在赶早高峰地铁

新京报:“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是新书的副标题,似乎也直截了当地点明了你的写作用意。对于没有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人而言,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价值或意义是什么?

严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看见和听闻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已经太过频繁、琐碎,让我们处在非常舒适的位置,而对此熟视无睹。有时,微信朋友圈和聊天群里的一篇文章、一个话题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但我们却常常嘻嘻哈哈,以大众戏谑的娱乐化方式参与其中,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件事情的背后,其实和我们自己是有关联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写作这本书,其实是针对当代普通人内心的困惑和焦虑。我希望他们能看到日常的现象,穿透日常的表象,然后解读社会日常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困惑。我们需要看到,日常的社会现象背后,也许有一个更大的结构性要素导致每一个身处时代浪潮之下的个体,在欲望与期待得不到满足之后产生了焦虑和身份的迷失。

穿透社会表象,了解到这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是不是就一定可以消除他们的焦虑?至少我在写作时没有想这么多。但我能够体认个体在整个时代浪潮之下的挣扎。很多时刻我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力。但我愿意把这样的痛点呈现出来。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我希望能帮助读者认识到,其实我们都处在同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车上,都身处在一个日益变化的转型时代,也就是项飙和另一些社会学家说的“悬浮时代”。

新京报:通过你的分析,你觉得我们身处的“悬浮时代”具有哪些特征?

严飞:“悬浮时代”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所有人都处在一个没有根基的状态之下。每个人都非常迫切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渴求获得成功,获得他人的认同,从个体层面而言,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发家致富,成功变现自由。

在这种特别渴求成功、获得认同的心态之下,我们会发现,存在着一种很难磨灭的断层。相比较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灵活,社会流动性的广度和宽度其实在不断地增加。但另外一方面,贫富差距的分化也越来越大。社会的流动性允许极穷的人通过努力有机会摆脱贫困,但这种向上流动存在着难以撼动的瓶颈。我特别渴望获得成功,但是我离成功还很远,渴望被人发现,但其实并没有获得他人的认同。期望和现实之间产生了极大的落差,由此产生出很多身份的迷茫和焦虑,也产生了许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渴求成功,想要急切地证明自己,于是不断地换工作,不断寻找自我定位,不断地往前跑,想要证明自己。于是今天就呈现出“悬浮时代”的社会特征,一方面,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经历了较大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动带动了很多的人通过房地产、股市、比特币等赚到了第一桶金。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里面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收入分化,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以及教育的不平等。这些问题连带着引发社会道德的滑坡和信任度的丧失。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缺少信任,缺少一种基本的道德素养。整个社会就像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车,拼命地往前走,但没有人意识到,其实这趟列车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车上的我们,就好像是在赶早高峰的地铁,被后面的人潮推着往前走。

采写/新京报记者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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