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落乾坤大布衣“旷代草圣”于右任的清贫世界
古来凡称“圣人”者，多指品格极高尚、智慧极超群或在某方面有极高成就和造诣之人。春秋有“圣哲老子”、“圣人孔子”，晋有“书圣王羲之”，唐有“诗圣杜甫”等。而近现代书坛，也有一位被称作“草圣”的老人，他就是于右任先生！
晚晴民国时期的书法家中，我对于右任了解得最多，这既来源于我对民国历史的浓厚兴趣，也来自于右任先生的美髯公形象，就如同他同时代的张大千，让人过目不忘。于右任先生与甘肃渊源颇深。他虽然是陕西人，但他的母亲却是甘肃静宁人。他常说：“陕西是我的父亲，甘肃是我的母亲。”于先生成年以后曾多次至甘肃，或取道他行，或考察，或巡视，均对甘肃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于右任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是国民党元老级的政治家和新闻事业的创建者。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革命的报纸。……这份报纸是于右任办的。”于右任还是一位颇具才情的诗人。他用血泪吟成的《望大陆》一诗，让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40年后还被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激情吟诵。
于右任对后世最杰出的贡献莫过于对标准草书的推广及其高超的书法艺术。于右任的书法成名较早，早在19世纪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于右任早年时，擅行楷，并将篆、隶、草法融为一体，独辟蹊径；中年后，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最终自成一家。其书法陶铸万象，雍容大雅，尽运用之精熟，开胸襟于规矩，日本朋友称他为“旷代草圣”。在国民党元老中，于右任与胡汉民、吴稚晖、谭延闿并称为书法四珍，即于右任的草书、胡汉民的隶书、吴稚晖的篆书和谭延闿的楷书。作为一代“草圣”，于右任的书法作品极受欢迎。不问平民百姓，贩夫走卒，每有所求，他都来者不拒。于右任为人写字，不看来者的职位与身份，标准是他喜不喜欢。宋子文很喜欢于右任的字，特购置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于右任拒绝。但南京夫子庙大集成酒馆的女侍求字，于右任并不因她的职业低微而拒绝，当即写了一副“玉壶卖春赏雨茅屋；座中佳士左右修竹”相赠。
他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达一两千幅之多。这是他的心声。如果是比较了解的人，于右任则特为撰句，他给张大千的对联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送给蒋经国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大学校友黄季陆去台湾后，掌管教育，有一次请他书赠数语，于右任挥笔题书：“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头赶上”。
于右任一生写的作品无法统计，有人粗略估计在一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但却乐此不疲。他写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唯一考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写字，必须现磨现写，而且一定要用开水磨墨。每写到痛快处，辄大呼“取墨来”。著名学者罗家伦吟成七绝一首，形容他写字时的神态：“拂须卷袖画中身，取墨频呼更入神；此是前生欢喜债，行藏围满索书人。”
于右任的书法作品，如今拍卖市场售价达到百万元人民币。在他生前，便有很多人假借其名，卖字求生，每幅售价500元台币。他的副官知道后，要“严惩”作伪者，于右任特意关照，“不要以我‘院长\’的名义去为难他们”。台北和平东路街头一家广告公司，挂出一署名“右任”的大招牌。于右任认出那字不是他写的，让店家摘下，后又重新题写了一幅。店家送来一大笔润金，于右任坚拒不收，于公馆的工作人员说：“于院长就是不要钱，才弄得每月举债度日。”店主嗟叹不已。
于右任先生既是一位伟大的书法家，又是一位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公职人员。在民国政要中，于右任的作风可谓是特行独立、异于众人，他一生布衣粗食，身上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踏的是一双老布鞋，连袜子都是土制的。这些布衣布鞋，还都是他夫人亲手缝制的。毫不夸张地说，于右任的官虽然做得大，书法堪称一流，但几乎是一辈子都在闹穷。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说，于右任有一次患伤寒，无钱付诊费，只好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相赠。他曾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钱为意。他手临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汇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书法家，共计1027字，对草书在现代中国的普及，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九次，1961年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谁都不会想到，老人这时的生活，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
于右任在台湾的官邸，坐落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它是战前日本人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质结构为主。于右任的书房名叫“老学斋”，意即“活到老，学到老”。他的官邸，从不设门卫，所以也不用通报，不用名刺，直来直往，这在官场中实属罕见。他的书房就是会客室，由于他十分好客，往往来宾云集，座无虚席，不得已，只好前客让后客。由于来访的客人太多，开支也大，加上每月总会碰到几位穷朋友前来告贷求援，因此，到了每月下旬，薪俸用光了，就闹起“饥荒”来，只好到处借债度日。后来，还是老友张大千主动接济他一笔钱，偿还了平日所欠的款项。
1962年1月24日，一夜未眠的于右任，在天微微明时，写下了《望大陆》这首使人怆然涕下的悲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7月，于右任因感冒喉咙发炎，言语困难，饮食顿减，继而脚腿浮肿入荣民医院。1964年11月10日晨，他的血压开始下降，心音减弱，医院施用各种方法抢救，已气息微弱。中午，部分同事、好友及长子于望德、秘书张振蛰等，为了寻找于先生的遗嘱，打开了他的自用保险箱。不料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既没有钱财珍宝，也没有股票证券，保险箱中多为其生前的日记和书札，以及为其三公子于中令上半年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之借款单的底稿，还有平日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的账单，再有就是于夫人高仲林女士早年为于亲手缝制的布鞋袜。在场的人目睹此遗物，无不凄然。于右任做官达半个世纪以上，所遗者唯几千册书、日常衣物及普通用具而已，连遗嘱也未曾留下，故治丧委员将其1962年1月24日病中所写的《望大陆》一诗，作为遗嘱。
当晚8时，于右任先生与世长辞！
□张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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