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甫盖尼·奥涅金： “世纪病”的源头
疲惫、厌倦、感觉无意义——因为找不到活着的意义，以至于觉得自己被时代所排斥，是一个可有可不有的人——虚无，以及由此滋生的焦虑和精神危机并非当代人独有，普希金、莱蒙托夫、缪塞、加缪们早就体验、探讨并试图疗治这种名为“多余人”的“世纪病”了。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主人公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的第一个“多余人”。他觉得上流社会穷奢极欲又俗不可耐，爱情不过是虚情假意，书本中写满了无聊和欺骗，生活所显示的虚幻进而使他超越生活本身，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但他找不到答案，他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奥涅金的“多余感”正是根植于其内心深处的怀疑主义，他失去了生命的热情和生存的勇气。
这些文学人物其实与他们的创作者自身的命运也有着高度的重合。《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章几乎是照抄了普希金自己的生活。对于他来说，首先是寻欢作乐，然后才是写诗，以致他的诗人朋友们在羡慕他的才华的同时，也感叹他浪费天才。
普希金之死是“多余感”总爆发的结果，维护荣誉只是一种借口，他清楚地知道这场决斗毫无意义，同时，清楚地觉得活下去也毫无意义。那么，是死是活？还是把一切交给命运来裁决吧。
“奥涅金”是“多余人”的鼻祖，而这一形象真正地广为流传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更加深入人心的。之后又有赫尔岑《谁的罪过》中“别尔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博洛莫夫》中“奥博洛莫夫”等。
莱蒙托夫是普希金后俄国又一伟大诗人，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通晓多门外语，绘画天分奇高，因悼念普希金的《诗人之死》名声大噪。27岁时与退伍少校决斗而死，一生经历与其生前唯一出版的长篇小说《多余的人》（曾名《当代英雄》）中的主角毕巧林几乎如出一辙。
俄国批评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提出，“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出身贵族，生活优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理想高尚却远离人民；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
拿破仑战争带来的俄国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崩裂，导致一种觉醒后的绝望和无助，直接诱发了“多余人”病症。类似的病毒和菌丝滋生于革命的故乡法兰西就更不奇怪了。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是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创作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世纪病”一词即由此小说而得名。缪塞和普希金、莱蒙托夫一样都是生于19世纪之交，属于拿破仑时期的一代人，拿破仑在战场上取得的辉煌战功鼓舞着法国青年，他们觉得通过个人奋斗，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就可以取得成功。但当拿破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光辉旗帜在滑铁卢覆灭，他们从小建立的价值观、梦想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均已不复存在，他们无法接受现实世界，一代人的理想与希望感随之覆灭，他们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奥克塔夫那代人患病的社会背景。
一百多年后，哲思敏锐的文学大师们把脉时代精神风貌，发现了“世纪病”变异后的新的存在主义内核——“荒谬”。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通过塑造莫尔索这个行为惊世骇俗、言谈离经叛道的“局外人”形象，充分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谬性及人与社会的对立状况。莫尔索沦陷于荒谬的污沼，同时也用荒谬来反击这个荒谬世界。 凌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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