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局外人》到《鼠疫》：记住 就不失为一种反抗

希腊神话里，众神为了惩罚西西弗，叫他将一块巨石推向山顶。因为太重，巨石从山顶滚落，西西弗就得重新将它推上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西西弗的生命全部耗费在巨石上。众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这种无望的劳动更残酷的惩罚了。

世人多对西西弗抱以同情，声讨众神的冷血。这种情感的潜意识里，有道德的自觉，有对苦难的哀怜，当弱者和强者对立起来，我们情愿跟弱者站在一起。阿尔贝·加缪却看到了西西弗与我们之间超出情感的关联。在自己的著作《西西弗神话》里，他作了这样的对比：“假如他（西西弗）每走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那他的苦难又从何谈起呢？当今的工人一辈子天天做同样的活计，其命运不失为荒诞。”

这样看来，西西弗成了我们的化身，他在无限的生命里做着无用功，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重复大抵相同的动作，区别在于，西西弗意识到命运的荒诞后，没有逃避，以遵从作为反抗，我们未必可以。也由此，西西弗成为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他确信一切人事皆有人的根源，就像渴望光明并知道黑夜无尽头的盲人永远在前进。岩石照旧滚动。”这其中有西西弗对众神的藐视，对死亡的仇恨，还有加缪的荒诞哲学中最重要的激情。

需要指出的是，荒诞并不是加缪对人生予以否定的悲观看法，而是个体与世界共存时的常态，用他的话来说：“荒诞不在于人，也不在于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同存在。眼下，荒诞是统合两者的唯一联系。”所以，当西西弗遭遇巨石、当工人或者别的什么人面对重复的日常，荒诞就开始了。

加缪的处女作《局外人》，可以看身为常人的你我，在最终的醒悟后成为西西弗的过程。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默尔索的小职员，故事开头，他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在葬礼期间，默尔索没有流泪，没有瞻仰母亲的遗容，也记不得母亲多少岁。葬礼结束后，默尔索觉得，“这又是一个忙忙乱乱的星期天，妈妈已经下葬入土，而我明天又该上班了，生活仍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变化。”

这种对母亲的死看起来漠不关心的态度，是默尔索精神与生活状态的写照之一。随着小说继续进行，默尔索将自己“局外人”的身份逐渐展现出来，老板打算派驻他去外地工作时，他觉得可有可无；情人玛丽问他是否想结婚时，他回答结不结都可以，如果要结的话就结。默尔索对自身生活的“旁观”都建立在这样的看法之上：“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而我在这里的生活并不使我厌烦。”

这是默尔索还未成为西西弗的时候，也可以看作他成为西西弗迈出的第一步，首先认出那块巨石就是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只是他并没有选择一次又一次推动它。仿佛精神超出了身体，默尔索只是站在一旁，任由巨石碾过肉身。

转折点来自一次意外，默尔索在海滩上误杀了一个阿拉伯人，被投进监狱。当默尔索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时，站在台下的是一个沉默、自知、因意外成为罪犯的青年，台上是紧握权力和法律的审判者们，在这种对立的关系里，加缪所说的荒诞开始上演。

检察官对默尔索的指控超出了案件本身，他在默尔索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破绽”，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没有流泪、默哀，在葬礼第二天后和情人玛丽约会、看电影等等，都成了他被指控的罪名，最终让他成为检察官和众人眼里道德败坏、无视社会法制、没有丝毫人性的罪人。“在这张脸孔上，我除了看见有残忍外，别无任何其他的东西。”检察官这样评论默尔索。

在这些莫须有的指控面前，默尔索隐约觉得自己有罪，但他并没有机会讲出来，人们在完全撇开他的情况下进行这场判决。默尔索身为局外人的身份再次披露，只不过这次是被动的，这样的被动里，一个对自己命运拥有掌控权的人无法为自己辩解，只能看着他人对自己的生活被随意歪曲。加缪所要表现的正是这种矛盾，他无意批判默尔索，也没有指责审判者，默尔索的软弱与漠视，审判者以正义和道德为名的越界，在他看来都是现实自然组成的一部分。他感兴趣的是，这种遭遇产生的矛盾，会激发默尔索反抗的激情，还是继续让自己被审判者所象征的世界压倒。而无论是哪种结果，荒诞都是不可避免的，反抗时，默尔索成为向西西弗一样的荒诞英雄；顺从时，他便被荒诞吞噬。

默尔索的反抗来得太晚。在被判决死刑、即将行刑的前夜，神父来到默尔索面前，想让他皈依上帝，宽恕他的罪过。

加缪

“得不到满足的真实性。荒诞人坚决不要说教。”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写道。默尔索对神父的咄咄逼人终于感到厌倦，甚至激愤，“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东西爆裂开来，我扯着嗓子直嚷，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抓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猛地一股脑儿倾倒在他头上。”

这是默尔索临终前的觉醒时刻，也是反抗时刻。就像他在海滩上向亮出尖刀的阿拉伯人开枪一样，因为反抗，所以感到幸福。加缪在此为默尔索写下了近两页的内心独白，对自己荒诞生活的第一次完整的审视后，默尔索感到两手空空的自己对生命有了把握，他理解了母亲的死，也做好准备迎接自己的死——

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在最终时刻成为向命运反抗的西西弗，对默尔索来说这一刻既来得晚，也来得恰到好处。1940年写完《局外人》后，加缪在1941年完成了《西西弗神话》，西西弗以完全的反抗者形象出现在书里，他身上那份推动巨石的激情中，多少有一部分来自死去的默尔索。1946年，在完成的《鼠疫》里，加缪塑造了一群积极对抗命运的人，如同地狱之中的西西弗和默尔索重回人间，前来“教人以否定神祇举起巨石的至高无上的忠诚”。

小说《鼠疫》以编年史展开，作家“我”以“局外人”的视角尝试客观公正地记录194x年发生在法国小城的鼠疫灾难，主要人物有医生里厄、本地公务员格朗、来自外地的记者朗贝尔和一位名为塔鲁的外地人。

从鼠疫爆发之际，医生里厄始终站在前线，他是小说中第一个西西弗式的人物，在他的引导下，原本唯唯诺诺、藏着小心思和小幻想的公务员格朗加入进来，一开始只想着逃出城与妻子相见的记者朗贝尔也选择留下来。塔鲁则是小说中较为神秘的人物，鼠疫爆发前，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和目的，他像是一位无所事事的观光客，鼠疫爆发后，他主动向防疫力量不足的当局提出组建防疫志愿组织。

在主题和情节上，《鼠疫》有一些和《局外人》呼应的地方。被投入监狱的默尔索断了和外界的联系，依靠过往的记忆度日。因鼠疫困在城内的市民们面临着跟默尔索相似的处境，“他们感受着所有囚犯、所有放逐犯的深切痛苦，这种痛苦就是生活在毫无益处的记忆之中”。从一个人到一座城，加缪在《鼠疫》中想考验的，大概是作为庞大的生命聚合体的城市能否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另一处呼应在于塔鲁。在与里厄医生交谈中，塔鲁说出了自己如何在父亲主导的庭审现场，看到默尔索被判处死刑。默尔索的死让塔鲁明白自己一直都是精神上的鼠疫患者，他曾经的漠视赞成、促成了许多人的死，这些人的死和默尔索的死一样，原本都有着正确的动机和原则。可以说塔鲁就是重生的默尔索，借着默尔索的死迎来醒悟时刻，也决定全心全意与鼠疫斗争。

好像压在世人头顶的巨石凭空消失，这场漫长的鼠疫在来年突然消退，城市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得到胜利，代价却是西西弗们将承载更加沉重的苦难，吞下所有苦果，在鼠疫消退时，塔鲁倒下了。当记录者的视线从城市的街道、房屋收缩到塔鲁的病床时，这种视线的转变因屋外为胜利的欢呼变得凝重，“霍乱已不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兴风作浪了，但却在这个房间沉闷的空气里轻轻地嘘嘘作响”。

默尔索站在法庭，承受审判者施加给自己额外的罪名。里厄站在窗前，听着这个与自己共同经历过鼠疫的城市庆祝欢呼，却无人跟他一起分担塔鲁死去的伤痛。被过度关照的和被完全漠视的，到底哪一个更荒诞？《鼠疫》的结局里，不再全是西西弗式的激情，荒诞英雄背对世人留下困惑和悲情，里厄知道自己再也无法获得安宁。

或许，英雄只想、也只能成为自己人生的英雄，英雄能为世人做到的始终是“教人以否定神祇举起巨石的至高无上的忠诚”。像塔鲁从默尔索的死中获得反抗的信念，前提是找到他、看到他、不遗余力地记住他，就不失为一种反抗。(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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