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笔墨与事功》自序 周泽雄

安庆晚报 2017-07-17 11:54 大字

这是一本谈论写作的书——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因此,这又是一本探讨观念与影响力之明暗消长的书。

写作技艺通常由文人墨客执掌,本书意在证实,知识分子的笔墨世界同样丰富多彩:有时更加诡谲,有时更加浩瀚。有些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流的诗人作家,如本书提及的卢梭、弥尔顿、左拉、加缪、米沃什等人。

无论我们是否阅读知识分子著作,现代人概莫能外地生活在不同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之下,正如无论我们是否读过牛顿原著,我们都生活在牛顿的力学原理之下。知识分子写作游弋于伟大和凶险之间,设若他成功影响了世人,有时会连“沧海桑田”都不足以形容其文字伟力。离开了让-雅克·卢梭、约翰·密尔或卡尔·马克思,现代文明是不可想象的。知识分子写作会给世界带来荣光,也会带来黑暗。因此,在同等的意义上,本书还关联着如下主题——我们如何成长为现代公民。洞悉知识分子影响世人的方式,有助于我们锤炼智慧,通过学习并运用自己的理性,审视知识分子的影响。

知识分子写作是一项需要划定笔墨斑马线的工作,他们必须遵循理性,追求客观,但我们又经常看到,某些写作之所以伟大,正缘于对斑马线的违背和突破。我们在约翰·密尔、汉娜·阿伦特的写作里看到了对知识分子职责的恪守,又在让-雅克·卢梭和托马斯·潘恩的笔下,看到对知识分子笔墨伦理的违背。吊诡的是,违背者的贡献未必逊色于恪守者。知识分子写作令人沉迷,也一言难尽。

“我是一个不让先入之见左右判断的人。”这是四百年前法国随笔家蒙田的信条,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竭力捍卫的信念。表达的上升通道必须保持畅通和开放,是以笔者虽对知识分子写作偶有褒贬,但从未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斗胆提出写作上的禁令。某些乍看不值得鼓励的方式,也许只是在等待一位擅长把握它的天才。

知识分子与学者不同,他们的思想只有立竿见影地产生影响力,其成就才有望得到鉴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抱负,与知识分子务实入世的职责不同。唯其如此,那些既尊重影响力,又能规避影响力之负面性的知识分子,更值得尊重。就这个话题,通常并不被人视为知识分子的蒙田,倒有过很好的意见,他写道:

我说的一切都是一个既非法官亦非国王顾问的人说的话,我从不认为自己够得上作这类人。作为普通人,我生来便注定必须服从公众的道理,那些道理既表现在公众的言也表现在公众的行上。谁利用我的沉思录去损害他村子里最贫乏的律法,或主张,或习俗,他就严重伤害了自己,也严重伤害了我。因为我并不保证我讲过的东西十分可靠,而只说那是当时我脑子里闪过的思想,混乱的、不确定的思想。我谈什么都采取闲聊的方式,从不以发表意见的方式作任何讲话,“我不像那些人羞于承认自己‘不知则不知\’。”

我们将会看到,除了个别法官型知识分子,蒙田的这份谦逊乏人追随,因为知识分子含有指导他人的天职,过度谦逊会妨碍他达成使命。而法官抱有类似谦逊——如美国最高法院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曾表示:“意图做出影响他人生活的重要决定,有违我的本性。”——又与他们天然具备影响力有关。在知识分子的写作世界里,有精纯的理性,也有致幻的迷药。强悍理性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并辅以坚忍不拔的意志,迷幻的技艺则有望短期速成,而知识分子生涯又须臾离不得大众肯定,故庸常之辈大多在此失足。高明之士则需要仰仗一种非凡技艺:与大众若即若离,既不因思想的高蹈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又拒绝向民众献媚。

写作效果可粗别为二:令人拍案惊奇,或令人抚卷沉思。两者的矛盾在于,使人拍案惊奇者,往往不足以令人抚卷沉思,那是因为现代公民最为倚重的理性批判力,极易随沸腾的热血而流失,案板一震,智力远逝。故过度追求前者,辄失去后者,而过于洁身自好、视“拍案惊奇”如粪土的写作,又可能失去读者,进而妨碍知识分子志业的达成。就作者而言,放弃危言耸听的现实利益,坚守客观平实的立场,是一种极难臻就的修为。我在谈论约翰逊博士时,提到过这份能耐:“他拥有随时说出令人拍案叫绝的妙语的能力,却更愿意在写作中节制这份能力。”就读者而言,在情绪堪堪就要被作者点燃之际,沉下心来,坚持从证据和推论角度质疑推敲,更是一项理性公民的高贵课业。

如你所见,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无比广大的论域,以笔者之薄才微能,写作中虽反复斟酌,多方考量,所得亦无非豹窥一斑,鼎尝一脔。倘小著能引逗读者对知识分子写作的些许兴味,我大可视为一项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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