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恶的人性之花 ——读孙德明小说《新楼的呼喊》
□雁阵
读到淄博作家孙德明创作的小说《新楼的呼喊》(发表于《辽河》2015年第3期),我联想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创作的《恶之花》。《恶之花》是一部表现西方精神病态和社会病态的诗歌艺术作品。波德莱尔从基督教的“原罪”说出发,认为“一切美的、高贵的东西都是人谋的结果”,“善始终是人为的产物”,作者采撷“恶之花”的目的就是在恶中挖掘希望,从恶中引出道德的教训来。
孙德明近期创作的小说《新楼的呼喊》,立足于现代农村题材,聚焦于社会底层,以批判的眼光挖掘现代人的人性,且从人性的善恶嬗变中剖析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给人以警醒和深思。
小说《新楼的呼喊》着力塑造了魏老汉一家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魏老汉一家,原本都是善良、本分、耿直、勤劳的农民,受利益的驱使与社会群体效应的影响,各种社会病症随之发酵和蔓延,于是,便在人性的土壤里滋生出“恶之花”。“恶之花”是病态之花,邪恶之花,使人精神迷醉,并诱使人们一步步走向毁灭的道路。
孙德明首先探寻“恶之花”生长的土壤和根源。在中国农村,由于城镇化建设的强力推行,农民为了自身的利益,结果造成一场又一场的“植树运动”和“造房运动”。这种态势如野火般蔓延,愈演越烈,难以阻止。小说《新楼的呼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县政府投资6千万元,在村南面的运河滩上,以运河大桥为中心,建起了一个蓄水量1700万立方的人工湖。惟其如此,外地一些开发投资商也都盯住了这块风水宝地,一时间,那些腰缠万贯,投资上项目的老板们蜂拥而至。他们每天都把县政府的大门围得风雨不透,不时打探着消息,生怕这块到嘴边的肥肉到不了自己的口中。”
“秋末冬初,运河两岸的村民们,便闻风而动,自发地掀起了植树造林的热潮。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见缝插针,凡能够栽种树木的地方都栽上了各类果树和用材树。因为土地一旦被征用,这些新栽的树,立马就变成钞票,那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在他们的眼中,每一棵树都是名副其实的摇钱树……姚村的魏老汉一家,终于将自己的土地上全都栽上了果树苗。与其说是栽上了,倒不如说是栽满了；别人家的树苗也就每平方米一棵,可魏老汉的树苗每平方米竟栽到五棵之多,就连他家的天井乃至房前屋后都栽满了果树苗。”
在这股“种树”和“种房”的风潮中,魏老汉一家尽管家境贫寒,但他们并不甘落后。当村里掀起了盖大楼的高潮时,魏老汉同儿子便顺风而上,横下一条心,借钱盖大楼!他们从亲戚朋友手里借了15万元的债款,几番周折,才盖起一座装饰豪华、金碧辉煌、建筑考究的楼房。
为了还债,年事已高的魏老汉不得不到建筑工地去打工。可他患有高血压,又贪好喝酒,和工友经常偷偷去工地外饮酒,于是,一场悲剧终于发生了---魏老汉从四楼的脚手架上栽了下去,不幸身亡。魏老汉去世后,儿子为了生计,到一家化工厂打工,后来由于交不起风险金,辞掉了这份工作。儿子失业后,生活没有着落,便和妻子朱红渐渐走上了拦路抢劫的不归路。一开始,儿子初尝抢劫和诈骗的“甜头”后,妻子朱红还对他进行规劝,“我们家虽谈不上诗书继世,可忠厚传家可是名副其实。再说老爷子尸骨未寒,你这么做老爷子在天之灵不会安的。”然丈夫却是铁了心要干下去,“我何尝不想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我这是被他们给逼的!”“咱已欠下人家15万元的债务了。这且不说,我无缘无故的下岗,老头子的遇难,如今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又遇到了这事。不让干也就算完了,可辛辛苦苦挣的工钱竟又给扣下了,上哪讲理去?难道他们这么坑人就不是犯法?!什么他娘的狗屁王法,我早就看破红尘了,谁的腰粗,谁的拳头硬谁就是他娘的王法。”丈夫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在这条罪恶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着,愈陷愈深,最终滑向万丈深渊。
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恶之花”其色艳而冷,其香浓而远,其态俏而诡,其格高而幽。它绽开在地狱的边缘。波德莱尔挖掘恶中之美,以丑为美,化丑为美。而孙德明创作的小说,则是揭示人性的善恶之变。“恶之花”使淳朴善良、安分守己的魏老汉因贪图小利而命丧黄泉,也使其勤俭厚道、勤劳能干的儿子夫妇,由于“恶之花”的引诱,而良善丧失,德行出轨,走向地狱之门。
近年来,孙德明的小说创作一方面致力探索农村变革这一重大题材,关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揭示人物命运和灵魂世界,使他的小说艺术呈现出瑰丽多彩的气象；另一方面作者在小说创作中顺应人性发展的规律,对人性的内涵和复杂性进行多维度的思考,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追求无止境,我相信:孙德明会在小说创作领域发挥其特有的优势,站在人性、人情、人学“三位一体”的艺术高度,大胆创新,奋勇开掘,一定会有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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