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历史溯源
80后的历史溯源
□杨庆祥
“回到南院已经两个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里都没有去。还去过一次药店，因为总是失眠……”这是张悦然长篇小说《茧》的开篇，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叫李佳栖，生于1982年。“回到”这一词很关键，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主人公并非是按照线性时间的安排来叙述故事，而是切入了回忆的视角。它同时也表明，主人公在以前的某个时刻逃离了此地，此时不过是故地重游。李佳栖和程恭的重逢构成了讲述的起点，他们之间的爱恨情仇构成了故事的动力。童年的阴影，爱的缺失，生理性的痛苦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宣泄，这些都在重复的书写中几乎耗尽了意义。
80后一代人的困境在于顾影自怜，放大私我的情感而缺乏必要的克制，而对于小说写作者来说，在意识到这一困境之后，需要的不仅仅是大喊大叫的喧哗，而是需要锤炼自己的思考和想象，以艺术的方式对之进行调整和改进。十年来最需要反思的地方之一，也许就是要明白，“我”——“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如果不能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和坐标轴中来衡量“我”，这个“我”的阐释能力将会越来越微弱，直至消失不见。这是张悦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重新讲述充满了风险，对自我的溯源不能仅仅局限于自我。
张悦然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茧》中，她决定来一次真正的寻根之旅。李佳栖和程恭的讲述固然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却延伸拓展为他们的故事，即父亲的故事和祖父的故事。这使得小说的人物关系变得复杂而立体，有更多重的关系被建构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父与子”的关系模式。祖父李冀生和父亲李牧原构成了一组父子关系，而父亲李牧原和女儿李佳栖构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父子关系”。与其对应的还有，男主角程恭和父亲程玩命、程玩命和父亲程进义构成的父子关系。这是现代文学的母题，自俄罗斯文学肇始，“父与子”就构成了文学中极其重要的现代性。“父”在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恒定、宽厚的爱被转喻为一种衰老、陈旧、迂腐的秩序，而对于这个秩序的反抗，则寄希望于“子”。因此，“父与子”的冲突，“子”对“父”的抵抗乃至进攻成为缔造新秩序的动力，“新人”的希望也就是这么被想象出来的。这是极其宏大的命题，尤其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规划中，“父与子”的对抗又被赋予革命的神圣含义，对“父”的反抗，不仅仅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弑父情结或者是成长所需，而更是改造社会和解放人类的内在性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品巴金的《家》，对此几乎进行了完全的演绎。后来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柳青的《创业史》，都重复了这一主题。
在《茧》中，李冀生和李牧原的父子关系几乎是对现代文学经典父子模式的重复，父亲高高在上，冷漠、威权，武断地干涉儿子的生活和命运；儿子则敏感、懦弱、倔强，以不服从的姿态对抗来自父亲的压迫。但是位移同时也在发生，在李冀生和李牧原的紧张对峙中，似乎已经很难看到那种现代的激情，他们的对峙缺乏一种再造秩序的动力，也不再回应革命和进步的宏大主题。现代文学史上“父与子”的对峙，往往是热烈、冲动的，充满了力的搏击和反弹，那是在宏大历史语境中热烈的碰撞。而在李冀生和李牧原这里，则是冰冷的、软弱和无望的，“父与子”之间的秩序冲突变成了个人的怨恨，它的社会面向也被切断，而转向家庭的内部。
更具体的表征，是“父与子”的模式向“父与女”的模式的偷偷转变。在张悦然的小说中，李牧原和李佳栖这一组“父女”关系更具典型性。对一种具体的“父爱”的强烈渴求构成了这一关系的核心。从“父与子”到“父与女”，虽然“父亲”依然存在，但是叙述父亲的视角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李佳栖以第一人称的、女性的、倾诉的方式开始陈述故事之时，读者大概就会明白，这是另外一代人在陈述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她所能洞察和所能遮蔽的，都受益于也受制于这样一种身份。
《茧》的历史叙述并无太多的违和感。虽然在历史的亲历者看来，有些细节和场景并非那么“原生态”，但考虑到时间距离的因素，这也可以理解。整体来看，大量的细节逼真而充满了经验的体温，比如程恭的奶奶喜欢收藏印有红字的搪瓷锅、搪瓷脸盆等，这是鲜活的生活记忆。这些细节丰富了小说的质地，同时也使阅读变得愉快起来。
（《茧》，张悦然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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