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谈社区治理，建议增加社区工作人员数量，拓宽网格管理资金筹集渠道加强体系化建设 搭建“网格化+邻里圈”
北京市人大代表、朝阳区麦子店街道枣营北里社区居委会主任陈桂平。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北京市人大代表、大兴区瀛海镇瀛海家园一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学敏。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北京市人大代表、平谷区滨河街道滨河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月波。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北京市人大代表、东城区朝阳门街道鸿安国际大厦商务楼宇工作站站长郑红强。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至高美术馆馆长米良。受访者供图
在北京，不仅有屡建奇功的“朝阳群众”，更有热心的“西城大妈”、邻里互助的“大兴街坊”……来自社区基层的力量正在疫情防控、社区精细化治理等多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今年的北京“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都关注到社区治理的话题，纷纷建言献策。
●事例
带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事半功倍
朝阳区麦子店街道枣营社区的“朝阳群众”林典强年过花甲，每天都过得忙碌且充实，社区垃圾分类守桶、码放共享单车、清除社区“小广告”……林典强每天在小区里巡逻超过1万步。军人出身、正义感爆棚的他更热心地守护着社区的治安，小区里来了陌生人、谁家被出租成了群租房，老爷子“手疾眼快”地联系综治办，将小区的问题隐患消除在萌芽中。
北京市人大代表、麦子店街道枣营北里社区居委会主任陈桂平告诉记者，在朝阳各社区，像林典强这样的“朝阳群众”比比皆是，就连租住在该社区的外国朋友也成了“朝阳群众”。
陈桂平回忆说，枣营北里社区有一位在京生活十多年的外国朋友，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疫情防控初期，他还主动找到社区，像其他志愿者一样到小区门口执勤、站岗。
在陈桂平看来，社区工作包括方方面面，除了社区工作者的努力，更需要居民的配合、支持，只有动员更多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才能事半功倍。“这位外国朋友当上志愿者后，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报名参与疫情防控。”
北京市人大代表、大兴区瀛海镇瀛海家园一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学敏也有这样的感受。瀛海家园一里社区有3000余户、上万名居民，是一个大型社区，但社区工作者只有12人。10000比12，工作人员少，需要服务的居民多，怎么办？刘学敏说：“我们广泛动员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我们把大家当朋友、当亲人，大家把我们当朋友、当亲人，互相信任，这社区工作就好开展多了。”
居民共建给小区带来显著变化。陈桂平说，经过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枣营北里社区成为北京第一批垃圾分类示范小区。今年，陈桂平带来关于垃圾分类的心得。她建议尝试定时定点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比如，先期对废旧电池、过期药品、油漆等有毒有害垃圾，以及破沙发、破桌椅等大件垃圾进行定时定点回收，也可以通过第三方上门定时定点回收的方式换取积分、兑换礼物，逐步培养居民定时定点回收垃圾的习惯。”
建议
适当增加社区工作人员数量
在社区工作多年，刘学敏最大的愿望就是社区平平安安。不过，社区工作千头万绪，12名社区工作者常常忙得焦头烂额。以社区防控来说，疫情最吃紧的时候，就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完成数据收集、整理，“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收集居民返京信息、录入系统、查验信息……我的这位同事非常年轻，有一次都忙哭了。”刘学敏说，她心疼同事，但社区工作、尤其是疫情防控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所以刘学敏只得不断地鼓励这位年轻的同事，在疫情面前不能当“逃兵”，再坚持坚持。
因此，刘学敏今年带着“增加社区工作人员数量”的建议上会，希望有更多人加入社区治理工作中。
进一步实现社区精细化治理
“社区动员，最重要的是居民参与，实现人的参与，首先人与人之间要产生关联，远亲不如近邻，熟人社区是最理想的社区居住关系。”说到社区精细化治理，北京市人大代表、平谷区滨河街道滨河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月波建议，社区党总支通过网格化的方法，实现精细化治理的路径，建立邻里圈，突出熟人效应，“网格化+邻里圈”，实现熟人社区建构，将党的组织内嵌于最小管理单元楼院；居民自治外化于最近邻里之间邻居；社区服务贴心于最短服务半径家庭，提升社区自治管理的内生动力。
疫情已持续两年，平谷区是目前北京市唯一一个“零感染”区。这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在疫情防控“大考”中，平谷区第一时间成立了城市基层和农村基层两个防控组，社区、农村严防死守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王月波介绍，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滨河社区党组织按照楼栋、单元，将滨河社区划分为3个网格管理片区，社工作为楼管家，楼长、单元长就是强有力的助手。同时还建立了邻里圈28个，党员圈2个，社团圈5个，社区团购服务圈1个，吸纳社区居民1500人加入群里，增强邻里沟通。
拓宽网格管理资金筹集渠道
关于社区网格化管理，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至高美术馆馆长米良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种矛盾交织，在城市社区集中体现，如邻里矛盾频发、公共设施缺乏维护、公共资源过度使用或紧缺、公共空间肆意侵占、小区环境恶化、物业服务管理成本走高与物业收费困难的拉锯战等，这些现象统称为城市“小区病”，给社区治理带来严峻考验。
米良认为，不同功能区的网格管理特点存在区域差异；网格化管理目标过于寻求工具性方法的创新应用，给推进基层民主和社区自治工作带来了负面效应。同时，网格化管理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基层筹资渠道有限。
就此，米良建议，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居民自组织的培育，将居民个体力量向组织化靠近，有利于居民诉求表达，有利于公民意识和参与能力提升。
同时，要拓宽网格管理的资金筹集渠道，“对于市场有能力承担的管理和服务项目要果断放手，对于不愿投入或能力不足的非政府组织要适时进行引导性资金投入，促进社会各界主动投身于社区建设和发展。”米良建议，要综合运用各种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增强投资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吸引力，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为社区财政经费筹集和合理使用提供法律保障。充分利用社区自身优势，规范社区募捐机制，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不断增强社区自我积累和资金募集能力。
体系化建设是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向
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多元参与基层治理格局。落实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健全配套制度，提高12345市民热线接通率，做实网格化服务，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能力。
作为一位在社区工作过多年的市人大代表，东城区朝阳门街道鸿安国际大厦商务楼宇工作站站长郑红强一直关注社区治理的体系化建设。他告诉记者，以往提到社区治理工作，均以单独项目、任务的形式下发，呈现出碎片化的形式，不仅效率不高，且不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具体项目的落实情况，还有赖于社区负责人的能力和水平。
郑红强认为，应该深入构建涵盖制度体系、主体要素和服务体系在内的社区治理体系。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完善多元参与基层治理格局，这个“多元”即参与主体，引导社会力量助力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是丰富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横向拓展策略。“让专业的人去干专门的事情，同时强化社区融合、协调、调度的作用，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在于发挥多元主体社会性强和灵活性大等突出优势，为社区治理注入创新活力。”
新京报记者吴婷婷陈琳沙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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