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怎么来的？

澎湃新闻 2021-02-25 19:13 大字

原创维舟维舟按人口计算，以“华夏”为核心的中国自从两千多年前秦汉一统天下起，就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共同体。虽然每个中国人都身在其中，但也正因为它太大、太复杂、历史也太悠久，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人是怎么来的”反而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使命。

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路径：从“边缘”的视角切入，通过边缘的形成及其与“中心”的互动，来理解“中国”的形成和复杂意涵，最终又如何在反思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国民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王明珂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第一版

自1997年问世以来，这本书早已成为名著，也是王明珂“华夏边缘”系列的第一部著作。在此之后，他又陆续写成《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这三部著作，都着眼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或“天下”的框架下，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核心的“华夏”与边缘的“少数民族”这一族群构造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又如何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凝聚成为超级共同体。

在他看来，那些在“华夏边缘”的少数民族，正是最好的一把钥匙，也是反思历史的最佳立足点。在这方面，可以说边疆研究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新边疆”——因为在这样的边缘领域，以往常常苦于文献材料匮乏，结果反而激发了跨学科的前沿研究。

我已经是三度重读此书，每次都常读常新，激发出不同的感受。最初吸引我的是书中体现出的多学科（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族群政治理论、集体记忆理论、考古学等等）综合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开阔的历史视野，并结合田野调查，给后续讨论这一问题搭建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更进一步，则让我意识到它真正的价值还不在提供了一种解释、一个答案，倒不如说是一种方法，由此我们可以举一反三，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历史现象和族群政治的现实。

直到这一次重读，在已经熟悉其论述和理论的基础上，我才更多地把它置于学术脉络之中，既看到它极具启发性的面向，也意识到它解释力不足的地方，而我们还可以如何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按传统的说法，王明珂是典型的“以论带史”：他并不是罗列、叙述历史，然后从中总结出观点，形成理论，而是相反，先有一套解释历史的理论框架，然后再进入历史，以理论工具来遴选、推敲、解析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动力机制。

虽然他本人是历史学家，但学问却并不是从历史的故纸堆里而来，相反，他采取的可说是一种“降维打击”的方式，从理论高度出发，将历史作为一堆待处理的材料，很多问题遂能迎刃而解。桃坪羌寨王明珂对“华夏边缘”的论述是从对羌人的研究开启的

王明珂在一开头就为全书定下了基调：人类学研究异文化其实常常是为了反思现实社会和自我，换言之，“边缘”可以作为理解“中心”的一种方法。

不仅如此，由于“历史真相”很可能已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获知，因而他强调，民族研究的重心已经由识别、描述“他们是谁”转移为诠释、理解“他们为何要宣称自己是谁”。

我们以往在教科书上，多强调“民族”的客观属性，侧重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但现代族群理论已经发现太多例外，像羌族就没有一个彼此能沟通的“羌语”，彝族内部的不同分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认为彼此是同族，没有“共同民族文化特点”，而这些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也不见得稳定，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才算是一个“民族”？

例如布依族和壮族非常接近，但却算作两个民族；越南的侬人、岱人算两个民族，但其在国内的支系都定为壮族。最棘手的是它不能解释族群的变动：例如国内的满族早已和汉人混居，无人会说满语，其经济生活、文化心理和汉人也大体上不分彼此，那到底依据什么把他们定为满族？

正因此，王明珂强调，族群并不只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倒不如说是一套相当主观的集体文化意识。在族群的划分上有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根基论者”这一派强调族群认同来自某些根基性的情感联系，更多是某种“生来就有的成员资格”，另一派“工具论者”则强调的是族群认同的多重性和随情势变化的特质。

在对比回顾的基础上，王明珂认为，这两派都有难以解释的地方，他借入了集体记忆理论，弥合了两派的分歧，因为社会组织的集体记忆通常都有双重面向：它既是与其他族群争夺资源、合法性的工具，同时又以根基性的形式存在（“炎黄子孙”）。不仅如此，“记忆”通常都包含着主观和动态，它不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客观记录，而是有选择的，是为了顺应当下的时势。

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点，正是由此出发来讨论历史事实的。虽然他发问“我们赖以重建过去的文献与文物（artifacts），其中所承载的是“史实”还是“记忆”？”，但毫无疑问，其实他认为我们的“历史记载”，都是“记忆”。

在此，他注重的不是像以往的实证主义史学那样去辨别历史记载的“真伪”，而是试图去挖掘人们留下这些历史记载的动机：“因为它们是一种社会记忆，所以我们希望从中得到的信息是，当时人为何要选择这些记忆？为何要保存这些记忆？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中，这些记忆对他们有意义？”

既然如此，真伪就不再重要，因为就算是虚假、错误的史事（例如伪造的家谱）也可能隐藏着理解历史的重要线索，恰恰证明这对当事人有着重要意义。这大大拓展了历史的视野，加深了我们对史料的理解，但也否认了历史记载的客观性，因为这就像《罗生门》的故事一样，每个人都会编织对自己有利的记忆，而没有一个版本是唯一的真相。

当然，这种“记忆”的重组和改写，既有可能是有意的，也有可能是无意的，只是因为不适合集体心态的记忆，可能根本不会遗留下来。照此推论，就意味着“记忆”是族群凝聚的唯一要素，而且它其实也是争夺资源的“工具”。已成中华民族象征的长城，最初也是族群冲突和认同的产物

由此入手，他在回顾历史时强调：“华夏”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中国人自称，就是在与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争夺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凝聚自身而出现的共同体符号。

从青海河湟地区、鄂尔多斯草原、西辽河地区这三个关键性地带游牧社会的形成中，可以看到共同的历史进程：随着夏商时期气候的干旱和资源的不稳定性日益突出，原本农牧兼营的人群中逐渐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彻底转向游牧生活，社会结构也变得更为分散化、扁平化，以适应不同的生态条件。

当北方人群南下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时，华夏族群就更强有力地保护农业资源；但华夏越是互保以垄断长城以南的资源，辽西和燕山的人群就转营畜牧业全面武装化、移动化，向南方侵夺。

华夏一旦形成一个新的人类生态体系，许多历史就被重构为社会记忆，以适应新现实。特别是，华夏认同需要一些“敌对的他者”来强化其边缘，其结果是，原本曾与华夏关系密切的羌人等部落，现在被看作是“蛮夷”。

与此同时，边缘人群为了跻身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也出现了大量历史记忆的窜改，例如“太伯奔吴”的故事显然是原本被中原视为蛮夷的吴人旨在攀附华夏中心的举止，一如“为野孩子找家谱”。

这样就出现了“族称的漂移”这一现象，也就是华夏的核心在不断向外扩散、同化的过程中，边缘不断向外推移，当原有的边缘跻身中心后，仍被视为“羌人”的族群，看上去就像不断往西漂移。

于是，随着中心的确立，“汉人”这个超级共同体诞生了，它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往外扩散，是因为到东汉时代，华夏作为农业定居民族，受限于生态条件，已经扩张到人类生态地理上的极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心”其实仍是由“边缘”界定的，正是那些边缘标示出中心扩散到了哪里、又是以什么方式影响着边缘，而边缘也并非完全被动，几乎无一例外地，它是在动态地选择接受并调适自己的角色位置。清代嘉庆时期出现的《百苗图》，是对云贵一带诸多少数民族的图说文本

不难看出，这个相当具有解释力的框架是围绕着“资源争夺”展开的，也就是说，族群边界的设定和改变，在根本上说是因为资源竞争关系的存在。但这或许可以用在解释北方边境，却较难用在解释南方的少数民族形成。

不仅如此，他侧重的是长城两侧华夏与非华夏的资源竞争关系，但如果是这样，羌族、匈奴、东胡这些族群的形成又如何解释？华夏内部也存在资源竞争，为何却没有形成不同族群？

更进一步说，“资源”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起的概念，这意味着将土地、森林、草原等原本公有的生存物资私有化，才能转化为潜在的资源。历史记载和人类学研究均可证明，这种明确的产权意识，最早见于农业族群，而在游牧渔猎民族中甚至直到近代初期都是相当淡漠的，换言之，这些非华夏族群可能并没有明确的“资源争夺”意识。

在此，他没有考虑到考古学家罗泰的解释：先秦时华夏与周边民族的分化，更可能是双方在社会文化的长期发展中逐渐拉开了差距，而不必然是直接的竞争冲突所致。

书中极具启发的关键点之一，就是他强调集体记忆的重要性，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史料的真实性。在此，他的态度接近于一个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着眼的不是寻求“历史真实”，而是解释“为何人们需要这些历史记忆”。但这也可能将历史阐释宽泛化，因为如此一来，似乎就不存在“真实”了，但确切地说，我们谁也不知道那究竟是真实，还是“历史记忆”。

历史记载不一定是社会的“集体记忆”，有时它只为少数精英服务，又或是行政管理的官方档案。像“大禹出生于西羌”这样的传说，固然也许表明华夏边缘的族群“不愿被视为边远蛮夷”，但从效果来看，并未因此就使羌族避免了被视为边缘的命运。此外，如果社会记忆是为了争夺更好的资源，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族群保留着看起来对自己不利的“记忆”。

如果对比来看，美国的“边疆学派”是将“边疆”视为美国精神的体现，从中寻求美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王明珂的解释框架，更注重的是中国社会“中心与边缘”在资源竞争关系下的互动，以及双方如何不断调适在政治体中的角色位置，最终演变为现代的民族国家。

菅志翔在《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中也发现，保安族的所谓“四个特征”都是和其他人群共享的东西，仅靠这不能清楚地确立保安族认同，认为“任何一种历史性的记叙都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选择的整理”，不过她更侧重强调族群形成过程中国家力量的参与，主张其身份意识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下才被激发出来的自我角色意识。

这与王明珂的观点同中有异，更聚焦于近现代的国家进程，也没有将个案提炼为一套方法论来把握中国族群互动的历史。对王明珂来说，则可以说是“作为方法的边缘”，那不是社会学家的旨趣，最终毕竟还是落在历史学家的着眼点上，应该说，这是更适合中国历史的一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