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情幽深处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抒情写真之作品类繁多，而能“幽芳凄艳，读之心碎”的自述之作尤受欢迎。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即是其中的突出佳构。
沈复（1763—1807？），字三白，号梅逸，清乾隆年间生于长洲（今江苏苏州）。文学家，工诗画、散文。《浮生六记》是他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原书六卷，已佚其二，今存前四卷。书中深情记述了作者夫妇间平凡的家居生活和各地浪游的见闻，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的一些人情世态、旧礼俗范，以及主人公的坎坷际遇。特别是“其闺房燕昵之情，触忤庭闱之由，生活艰虞之状，与夫旅逸朋游之乐，既各见于书，而个性自由与封建礼法之冲突，往往如实反映，跃然纸上，有似弦外微言，实题中之正义也。”（俞平伯德译本《浮生六记》序）而且叙事生动，文词清隽，连“放洋”多年、眼界开阔的王韬也赞其“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于伉俪尤敦笃”（《原跋》），原也不虚。
然而，此书虽流布甚广、鼎鼎大名，贬抑之辞亦并不鲜见。如钱锺书在其夫人杨绛的《干校六记》“小引”中，就毫不讳言地写道：“《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事实上只存四记。”至于为何“很不喜欢”，他没有明说，我们也不便妄加揣测。但在施蛰存的《我的爱读书》一文中，或许可以得到某种旁释，即“苏州才子气太洋溢了”。
古今文章，历来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结局。即如司马韩柳的锦绣之文，也不能免。这里面固有社会、政治、地域等原因制约，然评家、读者的各有偏嗜、兴味难调，也是在所难免，干系甚大。依照“金子放置何处都闪光”的常理，妙文自亦有妙文的优胜，即便命运多舛，也妨碍不了它的流传。因为，毕竟是知音好遇，善待者大有人在。
沈三白的《浮生六记》正有着这样的幸遇。尽管它不具“载道”的高仪，也没有包罗万象的容量，但作为一种笔记体的自传小说，它自有“高柳宜蝉，低花宜蝶，曲径宜竹，浅滩宜芦”（朱锡绶《幽梦继颢》）的妙处。
关于《浮生六记》的传播和重刊，俞平伯是出过大力的，且一直怀有特别欣赏的态度。他曾说：“沈氏此《记》，余垂髫爱诵，年少时标点印行之。”可见是夙有“因缘”的。及至“重读时更有滋味”，也深信它“有眩人的力”，并“想把这喜悦遍及于读者诸君”。他极赞赏作者写诗作文的“无所用心”，即“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浮生六记〉重刊序》）。想来，也只有胸怀磊落、淡泊名利者，才能随心所欲、为文放达，写出“无酸语、赘语、道学语”（同上），而见真性情的作品。
俞氏尤其推崇《浮生六记》艺术上的高明处，即“虽有雕刻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那种绝佳在于：“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且自信这种说法并非溢美，因而确信“有重行付印，令其传播得更久更远的价值”。对此种难入庙堂的“小玩意儿”，有这样高的评价，足见他是如何赏爱了。
目下，《浮生六记》可见的几个新版本，后二卷——“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有的标明“原缺”了事，而有的虽亦标此类字样，却又将后人的伪作附录。说是“续貂”亦好，“完璧”亦罢，总有“聊备一格”之苦心。关于作伪的捉刀者，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补白大王”郑逸梅在《文苑花絮》中有“《浮生六记》佚稿之谜”一文，详说了原委，认为王均卿较有可能。通俗小说家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亦有记载：“王均卿，名文儒，湖州人，后为上海世界书局编辑，伪造《浮生六记》遗失二记者。”看来，这位王均卿是跳进黄河也难洗清了。
□唐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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