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 形 时 间
向迅
他像是一块沉默的石头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像坐在那里。更像是一团影子坐在那里。只需刮来一阵风，他就会消失不见。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获得这种错觉。就像我不知道他坐在那里都在想些什么一样。他时常深陷于胡思乱想的泥淖。他保守着独属于自己的秘密。
我们约定七点起床的。因为在九点赶到医院就好了。可他还是起了个大早。
他徘徊在我房间的门口，也不敲门，而是轻轻地唤我的名字。“早点起床。怕堵车……我到楼下去了。”见我应声，他贴着房门犹犹豫豫地说道。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在狭窄的楼梯间响起来——声音越来越小，直至消失。
我打着长长的哈欠起床，像梦游症患者那样，在旅馆的房间里游荡，根据模糊的记忆潦草洗漱。刚下楼，便看见他孤零零地坐在草坪边的花台上。
他穿着一件灰白相间格子领的藏青色T恤衫，一条深灰色西装长裤，一双六成新的系带皮鞋。右手握着一把印有一首古诗词的纸扇，左手腕戴着一条蓝色手腕带。他把T恤下摆扎在皮带里。
那个被他别在皮带上的麻灰色手机套，十分扎眼。
听到我的脚步声，他用左手撑着花台十分吃力地站起来，像在老家那样习惯性地眯缝着眼打量天空——那时的天空，乌云密布，拧得出水来——又动了动嘴唇，嗫嚅了两下，终于自言自语般地对我说：“昨晚又是一宿没合眼。”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那双忧虑重重的眼睛并没有看着我。而是望着一个不确定的地方。一个虚无的地方。他的眼前飘着一团雾。可他分明是在跟我说话。
我不安地瞅了一眼他那张被岁月刻满了深浅不一刻度的脸，更加不安了。两只浮肿的眼袋，真的像两只小袋子，无精打采地垂挂在双颊上；整张鼓起的左眼皮乌青乌青的，像是被人狠狠地揍了一拳。
好在，他把下巴和嘴唇上方的胡须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整张脸也就显得干干净净的。整个人也是。如果忽略一些细节，乍一看上去，他还挺精神的，甚至不像是一个被疼痛折磨了四个月之久的病人。
只不过，我总觉得有些异样，却又说不出那异样来自何处。从这一天开始，那种说不出的异样就一直尾随着他，在他身上时隐时现。
我们从小区出发，步行到一个十字路口，再横穿马路赶到公共汽车站台时，已经七点二十了。那时正值上班高峰期。每一个站台都挤满了身着正装、翘首以盼的上班族。每条马路上都塞满了像甲壳虫一样不停地蠕动、嗡嗡鸣叫的车辆。
他并没有如我希望的那样，与我待在一起，而是像个漫游症患者一样，在人群的缝隙里不停地踱来踱去。那副样子，就像是他那双旧皮鞋带着他走似的，而不是他自己主动在走动，更像是为了与我保持某种距离。我怀疑他是故意的。因为我向他靠近一些，他马上就远离我几步。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索性就站定在一个地方，只用余光盯着他。
我怕他走丢了。
他也会停止走动，背着手，侧着身子，微张着每一颗牙齿都还没有擅自离岗的嘴巴，把略微秃顶的头抬得高高的，越过无数只肩膀和无数颗脑袋，试图在无数辆像蜗牛一样向站台缓缓驶来的公共汽车中，辨认出我们要乘坐的那一辆。
而更多的时候，他像是在寻找着什么，辨认着什么。
或许是多年前丢失的一头羊。或许是一个熟人的背影。
事实上，他是在偷偷打量周围的人群。打量他们时尚的穿着，夸张的发型以及他们上下车时所流露出来的种种神态。
七点五十，我们等候多时的那辆车终于出现在了长长的车队中。我踮起脚尖，隔着骚动不安的人群大声喊了一声——“爸爸”，并给应声转过头来的他比划了一个手势——我在人群中高高地举起手，指了指那辆尚未停下来的车。
父亲隔着像黑色的潮水一样涌动的人群看见了，原地停顿了一下，紧接着就像一头受到惊吓的老鹿那般慌忙地行动起来，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小跑而去；或许是意识到不对劲，又急忙折回，迈着蹒跚的步子，奔到已经打开的涌满了乘客的车门口，高昂着脑袋，划动手臂，奋力地朝车厢内挤去。
那副滑稽样子，就像一个溺水之人，为了抓到一把救命稻草，而用手臂胡乱地搅动着浑浊的水面。完全不见了平日里拼命维持的体面，更不用说绅士风范了。可是他并没有抓到那把稻草——此时此刻，他想抓住的那把稻草，就是一个空座。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他一边遵照司机的“指示”往车厢尾部挤去，一边不停地打量是否还有漏网之鱼。左顾右盼了半晌，确定每个座位上都坐着一个乘客以后，他这才惶然不安地站定在车厢中部与尾部的结合部，左手攀住车厢壁上的扶栏，右手牢牢地抓住头顶的扶手，努力维持着身体的平衡。
我挤到他身旁，担忧地望了他一眼——我怕他坚持不住。他或许是觉察到了，把脸侧了过来，可我们的目光刚刚触碰到一块儿，他就急忙把那道闪烁不定的目光移开了，移到了车窗外黑压压的车流中，移到了灰头灰脸的马路上。
我想请求坐在我们面前的乘客给父亲让个座，可那几个标识着“老弱病残孕”的座位在这一天确实是物尽其用——坐着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我实在张不开口。父亲看起来比他们年轻多了。他的两鬓还没有染上霜雪。我也不可能告诉他们，我的父亲是一位准癌症患者。
我们就这样站立在拥挤不堪的车厢中，像两个偶然遭遇的陌生人一样不曾说过一句话，却又惺惺相惜，彼此心照不宣。
这个时间点上的武汉堵得厉害。半个小时过去，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才走出两站路。真是急煞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抵达目的地。
马路上扬起的尘灰，空气中飘浮的粉尘，汽车排出的黑色火焰般的尾气，趁机一股脑儿地灌进车厢，憋得人难受至极。
父亲已在不知不觉间把整个背部倚在了黄色护栏上，那张被修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不时扭结到一起。因为长时间站立，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某些不适反应。但我依然无能为力——与其说是无能为力，不如说是托辞。
如果我鼓起勇气到尾部车厢请求那些年轻乘客，应该会有人让座的。但我们的脸皮天生跟母亲的一样薄，在外人面前难开尊口，即使是在举步维艰的时刻。——我们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就是万事靠自己，勿轻易求助于人。
还好，车驶上长江大桥后，车速明显快了起来，宽阔的桥面上不像先前那样堵了。九月浩荡的江风恰逢其时地穿过几扇打开的车窗和车门的缝隙吹拂进来。空气立马变得新鲜了。
父亲挪了挪脚，换了一个站姿，把头扭向江面，透过车窗好奇地打量薄雾笼罩之下的江水，几艘只剩下一个模糊轮廓的运沙船，以及矗立在岸边梦幻般的城市。当然，他所感兴趣的东西不一定是这些。
到了汉口界，他终于捞着一个座位，但他没有急于坐下，而是把僵硬的大腿好好地揉捏了一番，才徐徐地沉沉地坐到了座位上。
“我们应该早一点出发的，九点钟赶不到医院了。”父亲从腰间掏出手机，瞄了一眼时间，对我说道。言语间有一点埋怨的意思。
或许是出于自责吧，我保持缄默。
父亲喉结蠕动，还想说点什么，但见我没有回应，便收回话头，重新把头扭向窗外，睁大眼睛，打量着那个陌生世界。
那些迷宫般的街巷，在他的眼底，一定涂满了童话般明快的色彩。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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