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崧：我的父亲张世英
12月18日，是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逝世100天。12月1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北京大学美学研究中心举办了“张世英先生追思会”，以深切缅怀这位百岁哲人。追思会上，张世英先生次子张晓崧代表家属发言。同时，他也为正在征稿的《张世英先生纪念文集》撰文，澎湃新闻经授权先行独家刊发，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2005年张世英在黄山
转眼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百天。这一百天中，我会经常有一种幻觉，仿佛父亲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世界，仿佛父亲还在时刻关注着我们。父亲的去世，对我们的家庭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中，他也不曾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家庭快乐的源泉，更是家庭存在、家庭精神的源泉。
记得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周末，8月29日中午，我开车带着他去十三陵附近的山里，我们先在昌平吃的午饭，由于进餐馆吃饭已经非常不便，父亲只是坐在车里喝了一些酸奶，吃了一块半曲奇点心，我们则在路边买了两个肉夹馍。
饭后我们开车来到十三陵水库边上，买了一点农家菜，又开车去长陵北边的大岭沟风景区，欣赏了猕猴桃谷。那天，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路上还说，我一进山里就高兴，我就喜欢在山里面转。
下午三点多，往回开车的路上，快到北六环的时候，我聊起了怀柔的雁栖湖，父亲马上说，现在去雁栖湖看看吧？
我深知他内心的渴望，怀柔的雁栖湖，一直是父亲在京郊休闲旅游的最爱，连续好几年，春节的三十晚上，我们全家十几口人，都是住在雁栖湖酒店度过的。只有今年的春节是个例外，因为疫情原因，全家十几口人是在龙城华美达酒店度过的。
面对父亲想去雁栖湖的渴望，我当时却脱口而出，已约好了小时工，要去家里打扫卫生，今天就不去了，下个周末我们再去怀柔吧。
他略带遗憾地点了点头。万万没想到，这次外出，竟成为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寄情山水，心游天地。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大遗憾，每当想到这里，都追悔不已。
追思会现场
两个多月前，北大哲学系提出要在父亲去世100天的时候，组织一场追思会，并准备出一本纪念文集。我当时就在想，有关父亲，可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究竟应该从何说起呢？父亲的哲学体系和人生境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这就是：万有相通，美在自由。前者是他的世界观，后者是他的人生观。
每个哲学家都会提出他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万有相通最能概括出父亲对世界的看法，而美在自由最能概括出父亲对人生的看法。
苏格拉底曾说过：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过。但在我父亲看来，还应该加上一句：没有审美自由的人生，更是不值得过。
作为一个哲人，他认为人生不仅需要思考，还需要审美。所以他晚年写了很多有关美学的著作。他认为，思考不能代替审美，审美自由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张世英文集·第9卷：美在自由》
我常想，父亲为什么会提出万有相通的世界观和美在自由的人生观？作为一个百岁哲人，父亲这样思考有什么独特性、深刻性和创造性？在我看来，哲学家和哲人有很大的不同，哲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去身体力行自己哲学思想的人，百岁哲人更是少之又少。
我认为，要了解父亲思想的创造性和独特价值，一定要了解其人生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大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足够的人生跨度；二是足够的历史曲折；三是足够的哲学思考；四是足够的人生体验。
没有足够的人生跨度，就没有百岁哲人的思考。北大哲学系是学界闻名的长寿系，父亲活了一百年，打破了哲学系成立一百多年以来的长寿纪录，不仅超过了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的九十五岁，也超过了周辅成先生的九十八岁。一个只活了四五十岁或六七十岁的哲学家，与一个活了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的哲学家，对人生的感悟和总结，肯定会有所不同。
但是，仅仅人生百年，还远远不足以成就父亲思考的深刻性和独创性。父亲生活的这一百年，不是平平淡淡的一百年，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百年，而是跌宕起伏、沧桑巨变的一百年。足够的历史曲折，使父亲对人生有着超越一般哲学家的丰富体验，更能够看穿人生的起点和人生的终点，更能够想明白，什么才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张世英1946年西南联大毕业照
从抗日战争的武汉大火、到巴东楠木园的清贫生活；从昆明西南联大的上下求索，到天津解放时的讲助联主席；从“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到批判合二而一、海瑞罢官、四清运动；从“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到天派地派、新北大公社、井冈山；从林彪叛逃、批林批孔、粉碎“四人帮”，到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改革开放；从胡耀邦去世、邓小平南巡讲话，到市场经济、民营企业崛起；从互联网、智能手机、物联网，到微博、微信、微视频。如此曲折、激荡、丰富的历史事件，他都是亲历者，而不是局外人。
1946年7月，张世英毕业于西南联大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证书
记得父亲1949年前后曾担任过天津市讲师助教联合会的主席，在黄敬主持的只有十几个人参加的天津各界负责人会议上，现场听过刘少奇长达八九个小时的著名的天津讲话。他体验过革命的激情，也经历过对激情的反思。记得“林彪事件”出来后，父亲的高中同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创办人仓孝和，就经常来我家，与我父亲两个人关在屋里长谈不止，偶尔传出“红都女皇”、“夷毫眼色”之类的窃窃私语。
这一切，都促使他不断思考，人生的价值何在？意义何在？乐趣何在？人生的家园究竟在哪里？人生为什么常常会无家可归，或有家归未得？
父亲的哲学思想、哲学体系，绝不是停留在简单的有感而发，而是从足够的哲学思考和足够的知识结构中产生的。
他经常半夜醒来，查找资料，奋笔疾书。他几乎研读了所有中西方哲学大家包括西方现代哲学大家的思想和著作。他深知在他面前，耸立着一座座的思想理论丰碑。
从古至今，从中到西，从哲学、美学，到文学、艺术，他有读不完的书，思考不完的问题，写不完的文字。
读父亲的书，可清晰看到他理论跋涉的足迹，看到他概念创新的探索。他一直不满足于天人合一的概念、不满足于万物一体的概念、不满足于民胞物与的概念，也不满足更高级的天人合一、新的万物一体观等概念，直到提出了万有相通的哲学概念，他才感觉找到了真正的理论归宿，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万有相通四个字，言简意赅，石破天惊，把人的本质是精神，把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自我的觉醒，把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主客二分，把世界的联系性、交往性、交换性，把尊重他人自我和自由的边界，把市场经济、科学精神、民主政治、审美自由，把佛教对世界的认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及对人生的认识-自性自度、度人自度等等，都贯通了，都穿透了。
1962年，张世英与北大哲学系好友汪子嵩先生在中关园72号家中留影
他在学术上的扎实程度、深入程度，常常让他的研究生们发出由衷的感叹。父亲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朱正琳——被一些人称为同代文化名人中的名人，周国平也不敢坐在他遗像前的读书人，就多次对我感叹，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先天不足，做学问是一辈子也赶不上你父亲的。1983年我读研究生时，参与了父亲主编的《黑格尔辞典》的辞条写作工作，我承写了黑格尔辞典中美学辞条的大部分，由此深知父亲学术上的要求之严格和这些辞条写作之不易。他要求有关黑格尔思想的每一个辞条，都要用黑格尔的原话去解释，都要汇聚《黑格尔全集》中所有和这一辞条相关的各种提法，关键之处，还要和德文原版著作核对，以防止人们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穿凿附会。
《黑格尔辞典》
从对黑格尔美学著作的研读中，我被黑格尔思想的博大精深所震撼。我至今认为，黑格尔的深刻性，尤其是在美学领域的深刻程度，至今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达到。受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启发，1984年左右，我在《中国电影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电影是最美的艺术”，一下就引起了著名导演郑洞天等当时中国电影界大家们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因为当时的人们，包括电影艺术家自身，普遍认为，电影只是一个娱乐大众的通俗艺术，怎么可能超越雕塑、绘画、音乐、诗歌、小说等等，成为最美的艺术呢！
父亲的哲学思想，深得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大家的真谛，也深受老子、庄子、孟子、屈原、王阳明等中国思想大家的启迪。
他一直想强调，美在自由，是来自于自我觉醒后的万有相通；真善美的统一，也是来自于自我觉醒后的万有相通。没有个体性自我的充分觉醒和自由实现，就无法真正达到美在自由的人生最高境界。
他看到，整个人类社会都在日益审美化。只有在审美自由、诗意人生的境界中，人的个体性自我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才能超越有限进入无限。在审美意境中，自我与万物不再两分，可以完全融为一体，进入物我两忘的澄明之境，真正达到万有相通的自由境界，实现美在自由的人生理想，成为一个有诗意的自由人。
纵观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我们从灿若星辰的优秀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不懈追求、不断觉醒的坚定脚步和丰硕成果。
父亲认为，追求审美自由和诗意人生，才是中华文化能够不断走向伟大复兴的根，才是中华文化能够不断包容同化折服外来文化的根，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最重要贡献。
从这种角度看，父亲的哲学思考，已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说、万物一体说。这其中，既吸收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美学的营养，也吸收了老子庄子思想的营养，又有其在黑格尔、海德格尔、老子、庄子等前辈哲学家基础上的“接着讲”和原创性。
我认为，每一个哲学大家的思想理论创新，归根结底都不是对前人哲学思想的简单概括总结，而是对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人格特质的概括总结。没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人格特质，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
哲学家除了需要足够的哲学思考之外，还需要足够的人生体验，这是父亲理论创新的最大源泉。他从小就“性本爱丘山”，对世界始终充满了好奇心，有游不完的美景，吃不厌的美食，学不尽的新知。
从1995年开始，我和家人就经常开车带着父亲到山里面转。以北京为圆心，以1200公里为半径，几乎所有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湖光山色，我们都以自驾游的方式走遍了。
2002年，春节张世英与家人游清东陵、承德、金山岭长城
北到长白山天池、镜泊湖、阿尔山、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哈尔滨太阳岛、围场、祟礼、乌兰布统；西到百花山、五台山、太行大峡谷、云冈石窟、悬空寺、山西绵山、壶口瀑布、延安窑洞、法门寺、黄帝陵；西南到南阳卧龙岗、武当山、神农架、巴东楠木园、恩施大峡谷、张家界、梵净山、凤凰古城；几年前又飞到成都后租车自驾游，去过青城山，海螺沟、泸定桥、丽江、束河古镇、玉龙雪山、大理苍山洱海；南到庐山、黄山、九华山、天柱山、三清山、龙虎山、井冈山、明月山、八爪仑、大觉山、曹山宝积寺、千岛湖；东南自驾游去过雁荡山、天台山、普陀山、莫干山、武夷山，还有杭州西湖、苏州太湖、扬州瘦西湖、镇江金山寺；东到崂山、泰山、成山头、沂蒙山、山海关、北戴河、云蒙山、雾灵山...父亲坐在车里，说话并不多，只是默默地看着窗外的美景，偶尔发出两声赞叹。他多次说过，我觉得我的长寿和喜欢经常到山里面转有关。我想再补充一点，他的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说，其实也和喜欢经常到山里面转有关。
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他把每次出游的照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时间地点都记录的清清楚楚，可见他对这些旅游记忆的珍视。
这种仁者乐山、四海云游的人生体验，使他找到了平凡人生的最大乐趣，这就是审美自由。他认为，审美自由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且人人都可以找到的人生乐趣。
思考的枯燥，政治的无常，欲求的局限，更突显了审美自由的难能可贵。所以他的哲学思想、理论创新，并不是首先从书本概念出发的，而是首先从深刻的生命体验出发的。他是一个真正不仅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的哲人。
以往的哲学家多把道德或宗教或绝对精神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而父亲作为一个哲学家，并没有把这些定义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是把审美自由定义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是父亲研究黑格尔，又超越黑格尔，研究很多哲学家，又超越很多哲学家的重要创新之处。他是第一个把审美自由视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哲学家。
当他无法享受到这种审美自由的时候，当他遭遇到各种人生无常的时候，他就会发出这样的人生感慨：我觉得人是被迫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他看穿了人生的起点：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啼哭声，而不是欢笑声。
我能感受到，他思考最多的一个人生命题、哲学命题就是：人生如何才能由啼哭走向快乐，由被迫走向自由，直到临死时能鼓盆而歌。
通过自我的觉醒和实践，走向万有相通；通过自我的体验和升华达到审美自由，这就是父亲给出的答案。
父亲最反感的是没有个性、没有独立思考的人云亦云。他对如何超越儒家的“仁”，如何由我们-我，走进我们-我-他的世界，如何解决“他人就是地狱”的哲学命题，如何由一分二，进入一分三，再进入一分为多，进而升华到万有相通的境界，也都有很深入的思考。
父亲是在经历了足够的人生跨度、足够的历史曲折、足够的哲学思考和知识储备，足够的人生体验的基础上，才提出了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和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说。尽管这些理论和学说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没有说透和没有展开的地方，但是其中的原创性、独特性和深刻性，是不容忽视的。正像五岳归来不看山，登顶过七大洲最高峰的人谈登山经验，一定会比五岳归来的人更胜一筹。
作为亲人，我更能体会到，父亲哲学创新的不易。即使是同一句话，出自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之口，与出自于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哲人之口，其中的含金量也将大不一样。
1948年张世英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时的照片
我有时会想，如果父亲一直生活在一个平凡平庸或繁华富足的时代，如果他没有经受过那么多的人生磨难和思想煎熬，如果他像大多数人那样六七十岁就去世了，如果他最后十年没有身体健康、思如泉涌、笔耕不辍，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如果他没有对西方哲学家和中国思想家如数家珍般的深入研究和厚积薄发，如果他没有经历过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的大普及，没有使用过微博、微信、微视频的惊喜，如果他没有条件游遍山川形胜、湖光山色、春江花月，他是否还能总结和创立出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他是否还会提出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说？父亲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善于学习，接受新生事物的人。他很早就学会了使用微信，甚至临终住进医院两三天前的夜晚，他起身上卫生间时，还会拿起手机看看有什么微信和邮件。
由于他晚年的听力严重下降，我和他之间的语言交流变得比较困难，常常是用微信，把我要说的话写成文字，发到手机上，再拿给他看。他的视力很好，思维依然清晰，语言表达也没问题。
有一天，我坐在他身边，用微信告诉他，他已经比我母亲多活了三十三年，他看后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辈子可以活这么久。我又问他，你觉得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摇了摇头，没有再回答。
1971年10月4日，张世英夫人彭兰从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下放劳动回京后，与张先生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父亲是一个活得通透，热爱人生，又看淡生死的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吞咽已经变得非常困难，步履变得非常艰难，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蜷卧在沙发上睡觉。但他的精神是平静达观的，没有半点恐惧，甚至偶尔还会流露出他那特有的幽默。8月30日下午，朋友陈越光、王忠明相约想来看他。中午时，我对他说了此事。听说陈越光要来，他显得挺高兴，问我：“他知道我快要死了吗？”我说：“不知道”。于是他又带着笑意说：“你告诉他，我快死了”。我只好笑答：“我告他”。
我能感受到，父亲直到死时都不相信存在一个外在的上帝，不信奉有神论的宗教，不寄望灵魂的存在。但他主张，存在着美的神圣性，这种美的神圣性，可以看作是一种无神论的宗教。所以他多次说，对待宗教问题，他和爱因斯坦的观点是一致的。
2019年9月张世英同家人在围场秋游
尽管我能认同父亲的主张，人死后，应当如庄子所说，鼓盆而歌。但是，当父亲真正带着笑意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痛。连续几天，每天都会忍不住恸哭三四次，我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恸哭，一个心字边加一个动字，那是一种内心深处抽搐而引出的泪水，它不是失声痛哭，而是抑制不住的、默默的、来自心底的阵阵流淌......父亲的精神和品格，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明亮。我很赞同对父亲这样的评价：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为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说则为日益审美化的时代，提供了一种自我觉醒的价值取向。(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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