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么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跨越我们前进” | 王元化百年诞辰纪念
今年王元化先生诞辰100周年，作为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他与钱锺书先生并称为“南王北钱”，在学术界、思想界都具有极高的声誉。与一般知识分子不同，王元化先生并非学院出身，他的学术体系具有独立性，有极强的反思精神。
先生出生于1920年，他自称为“五四之子”，所以他深切的知晓五四在民主、科学、个体解放与人道精神中的启蒙作用。但与此同时，他也反思“五四”的局限性，批判全盘西化和激烈的反传统倾向。他认为历史是复杂与暧昧不明的，独立思考才是五四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在学术上，王元化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中颇有建树，他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意义深远，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
先生晚年居于上海，由于热情好客，他的客厅宾客往来不断，可以说是上海思维最活跃的学术“朋友圈”。文本摘自王元化先生晚年助手蓝云的著作《王元化及其朋友》，作者通过对先生日常生活的琐碎记录，还原了一个学人、师者、常人王元化。
先生对于世人来说，是“文心雕龙”，是“黑格尔”和“社约论”，是位大学者、大思想家，是时刻关怀着社会发展、人类命运的智者和哲人。先生走了，把真知灼见留给了世人。我不涉学术，也不是文人，却有幸走到先生身边，因此先生在我眼中，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长者。十多年来，先生的音容笑貌，在日常生活中细枝末节处的点点滴滴，皆成我的记忆，不思量而自难忘。
并不是所有的花都美
先生家的客厅总给人们留下美好印象，那是因为客厅墙上的字画书香气十足，几案上摆件精致，还有四季不谢的鲜花。
先生说他很懂得侍弄花草。
每每朋友们捧来花束，先生就叫我装瓶。他让我剪去败叶散枝，再错落有致、聚散得当地插到瓶中。隔一两天，他就催促要换水，以期花期更为持久。客厅还曾放过一盆高大的橡皮树，枝叶繁茂，给人以生命之树常青的感觉。他常吩咐我们空暇时，用干净抹布擦去叶面上的尘埃，要让每片叶子都油光闪亮，一尘不染。十多年前，先生曾请高建国把他的一棵铁树搬来我家院子，要我照顾好他的铁树。先生还告诉我培育铁树的窍门，去找些废铁，诸如破铁锅、破铁铲的碎片，埋在铁树的根底。他说这样抽出来的叶子，就会由于养分充足而更壮实。
他说铁树怕冷，寒流来了要把它包起来防寒；但铁树又怕暴晒，所以最好种在既能采光又有些树荫遮挡的地方。此后，他经常会问我铁树长高了没有，树干里有没有发新芽，有没有剪过陈年枯枝。一年又一年，他会像探望朋友一样，来我家院子看他的铁树。每次他走到树旁，都会俯身拣去飘落在铁树上的枯枝败叶，前后左右地端详。后来他病了，不能够亲自来看它了，还会问及它长得怎样，并说：“有一天我不在了，这棵铁树会留下来陪你。”
先生赏花特别有讲究。朋友给先生送得最多的是玫瑰。先生还算喜欢玫瑰，他认为玫瑰美得娇艳，但看得多了就嫌它矫揉造作，脂粉气重。而且玫瑰花期很短，过不了几天，花还没有盛开就开始发蔫，任凭你不停换水，还是一朵接一朵地败落。我曾给先生送过花，那是一把大朵的深紫红菊花，插瓶后从含苞到绽放，英姿勃勃地开了很久。先生说这花好，朴素而淡雅，他非常喜欢。后来陪伴先生一生的张可阿姨走了，先生选用白菊花供放在张阿姨的遗像前，整整一年多，从没间断。
王元化与夫人张可
先生身体尚健时对花的兴致很浓。十几年前，他听说我们买花都去花市，他也想去逛逛。于是当时我和孔令琴就带他和张可阿姨一起去。那时，花市在文化广场四周的马路上，要到下班后才开市。晚饭后，天黑了，路灯昏黄，花市却熙熙攘攘。我们领着先生和张可阿姨钻到人群里，到一个个摊位前看，先生惊异于这里几乎什么花都有，而且花价便宜，我们自然满载而归，非常尽兴。
先生总对我说，美的事物应该有意境，它应是含蓄而蕴藉，而不是一览无余的。我想先生看花开花落，也正是这样。
有年冬天，天寒地冻，先生说：“去给我买些蜡梅，要大枝的，不要嫌贵，多花点钱没关系。一定要买大枝的，那种有骨骼的。”他说他喜欢在过年时插上一瓶蜡梅。他的老师汪公严先生曾画过一幅《风雪山居图》送他，画的是一名童子向一位山居老者送上一瓶梅花，上面题了两句诗：“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先生说这意境真不错。他还经常挥毫题写这两句诗赠予友人。题记中这样写：“余因胡风案被革后惧祸延，遂与社会断绝来往，每逢新年枯坐斗室，辄取公严师据唐人句所绘《风雪山居图》以度岁。”
有年深秋和先生去杭州。那时先生还很硬朗，我们从郭庄沿着西湖岸散步，走向曲院风荷。沿途落木萧瑟，一旁水波茫茫。走着走着，先生站定，叫我向前看，原来湖畔有一片凋零的荷塘，断折的枝茎挑着枯萎的大叶片在寒风中微颤，湖面倒映出凄凉。先生说：“你知道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吗？那不就是！”先生说他尤其喜欢“留得残荷听雨声”这样的意境。
可是，先生并不认为所有的花都美。他曾说：“人们都用花来形容美丽，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花都是美的，我认为有的花就不美丽，你有没有发现？”我说我不那么敏感。先生说：“郁金香就一点也不美，你看，那花呆头呆脑的，一副刻板相，而且每朵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从此对郁金香就多了一份关注，心里也觉得先生说得有道理。同时感到庆幸的是，还好，给先生送郁金香的朋友不多。
但给先生送花篮的人很多，殊不知，先生对花篮一点也不赞赏。他认为大多数花篮，是由不懂审美的人把杂七杂八的花插在一起，实在无美感可言。他甚至不愿意把这样的花篮放在自己房间里，认为是有损幽雅环境。早些年，先生会嘱咐从花篮中挑出新鲜的玫瑰插瓶，其余的就不要了。后来，他的呼吸道感染和皮炎经常发作，对花篮就更排斥了。若花篮还是源源不断有人送来，他很快就转送他人。先生还据此引申说建设也一样，人人都搞建设，但不是所有的建设成果都美好，有的甚至是“败笔”。
我这个人从来不吃独食
先生不是美食家，对南北菜系谈不上研究，但对于个人饮食，先生却格外精致和不容含糊，时有独特的见解。
我小时候曾留恋张可阿姨的餐桌。在食物匮乏的年代，我家有５个孩子，每餐的饭菜几乎都是定量，而张可阿姨的餐桌总能变戏法一样，摆出各色美味。先生和张可阿姨非常好客，张可阿姨又善于做菜，他们经常在家款待络绎不绝的宾客，我自然口福不浅了。这传统延续了数十年，尝过张可阿姨手艺的朋友不计其数。有了张可阿姨，即使在蒙难期间，先生还算吃喝不愁。这是我的印象。
先生爱请客，朋友们也常常宴请先生，先生三日两头有饭局。十多年来，跟先生去过的饭店无数，有高档饭店，更多是附近的餐馆。先生从来不以为花钱多就能吃得好，他更喜欢清爽精致的家常风味。有一度，姚以恩给他介绍了茂名路的一家餐馆，是淮扬菜名厨莫有才的后人掌勺，味道十分正宗。先生对里面的好几道菜都赞不绝口，常带朋友光顾。
先生与朋友们
上海音乐学院东侧曾有一家饭店，菜肴虽不算特别，但有着落地的玻璃门窗和弯曲的长廊，先生很看中那敞亮和舒适，很多朋友的聚餐因此就约在那里。后来先生身体差了，不太愿意外出，宴请往往安排在庆余别墅，由庆余别墅的厨师来做。每次宴请，先生都要早早地亲自拟订名单，提前把客人都邀请到。另外每逢大小宴请，先生必亲自审定菜单，一丝不苟。他要厨师先开一份排菜计划，然后像修改文稿一样圈圈点点，剔除不喜欢的或华而不实的，加上时鲜的美味，再把自己的烹饪要求告诉厨师。
先生爱点清炒河虾仁，不过虾仁须当日采购鲜活的河虾，餐桌上先生能够辨别河虾是不是真正鲜活的。先生还喜欢点海参，有时是大盘的大乌参，有时是一人一份刺参。他认为海参热量低没有脂肪，口感好，再配上一些其他菜肴，一桌酒席就很像样了。他说吃得精致并不一定要奢侈。先生的宴席总是令朋友们一片叫好，先生就心满意足地宣布：“这些菜都是我定的。”记得当时有位大厨名叫常香玉，每次餐毕，先生都会把他从厨房请出来，介绍给客人。先生喜欢他的厨艺，还对他的名字很感兴趣。其实，在任何宴席上，先生都是以说为主，美食倒在其次。先生总是在饭桌上发表见解、交流信息，是人们交谈的灵魂和中心。
先生对口味绝不随波逐流，哪怕别人说得再好，他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先生有几样保留菜肴，我记忆很深。张可阿姨替先生做的一小碟煎带鱼，都是取中段的，一块块煎得金黄，那是先生专用的，因为先生既怕腥又怕鱼刺。先生还喜欢咖喱鸡汁拌饭，咖喱要很新鲜，米饭必须一粒一粒的。先生最不喜欢饭不像饭，粥不像粥。先生喜欢土豆色拉，朋友们不时会做一些色拉带来，于是先生就比较谁做得更好，判断谁更擅长过日子。先生特别钟爱家乡风味的珍珠圆子和排骨莲藕汤，直到在庆余别墅的最后几年，他还经常用电锅来煲莲藕汤。
先生晚年一直很怀念童年时的美味。他对我说，原来老北京有艾窝窝、驴打滚、豌豆黄，都是他小时候爱吃的，不知如今有没有了。有朋友去北京，得知先生有这愿望，给先生捎回了这些小点心。先生赶忙放冰箱，生怕变质，然后就兴奋地打电话给亲友：“快来尝尝吧， 时间久了，就不好吃了！”“非典”流行期间，友人京剧演员奚中路从北京回来，专门给先生带来了豌豆黄。当时北京来客要被严格隔离，于是先生通过门卫向中路道谢，说还是把点心留下，人这次就不见了。还有一次，他听说衡山路开了一家北京风味饭店，有卖老北京烧饼夹肉，便兴冲冲地叫护工小王去买回家，结果一吃说不对，和当年的味道完全两样。
先生与夫人张可
先生从不下厨，但喜欢指导别人做菜。他曾经教庆余别墅的厨师怎样做核桃酪：先把核桃肉上的一层薄衣去掉，磨碎；再把米粉碾得不粗不细，加糖，做成羹。这道菜经常在酒席上压轴端出，先生会得意地说：“这道菜是我教他们做的。”当问起先生自己有没有动手做过，先生摇头：“没有。”他还教护工小周做“清汤肉饼”：肉要新鲜，剁碎，加调料，然后把肉饼放在两手中翻拍，直拍到肉饼光滑成形，放进沸汤，再用文火炖。他会再三叮嘱火不能大，火大了，汤会浑，就不是清汤了！虽然可以这样一板一眼地指点，可先生自己倒从没操作过。先生是动口不动手，大概这就是“君子远庖厨”吧。
先生住在衡山宾馆时，通常是保姆小玲在家里做好饭菜送去。先生常夸小玲聪明，做的饭菜很对他胃口。有几次先生想换口味，就叫我下楼买西餐端上去。他比较喜欢点奶油焗面，总留我一起吃。有时朋友从外地或国外带给他一些比较罕见的食品，他也总是要请来客分享。我曾劝他藏起来自己慢慢享用，他说：“我这个人是从来不吃独食的。”他告诉我，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肝功能不太好，张可阿姨总让他口袋里装点钱，自己在外面买点东西吃，补充营养，但他从来不习惯这样做。
先生住庆余别墅后，为了用餐方便，钱文忠给他买了一张折叠方桌，很简易的家具，先生总说这桌子解决了他的大问题。先生一日三餐都用它，用完后小周必擦干净，折起来收好，这样不占地方。先生每餐都要求先把碗碟在小桌子上摆放整齐，菜肴盛在小盘子里，然后慢条斯理地吃饭。若这时有好友来访，先生依旧留饭，和朋友共享这简单而清淡的饭菜。记得那些日子里曾和先生一起用餐的有李子云、汪丁丁夫妇、夏中义、陈丹燕、吴洪森等，还有多年来帮助先生处理古籍规划小组事务的吴曼青，先生说她独自一人，在这里吃了省得回家再做。先生病重以后，胃口非常差，经常由我上菜场寻找他能够吃的东西。我很高兴，先生爱吃我给他做的菜，这使他在最后的日子能稍微多吃一点。
希望年轻一代能跨越我们
先生说他家“人口祚薄”，但他喜欢孩子，很多老朋友的孩子都爱去他家作客，他关心这些孩子的成长和生活，帮过很多忙。他老了，对孩子们更疼爱有加。他博士生的孩子，他一个个都见过，也常常提起他们。他把自己和干外孙、干外孙女的合影放在镜框里，给来客介绍孩子们的趣事。他家楼上原来有个孩子叫宝宝，先生和张可阿姨空了就把宝宝接回家，拿出好吃的点心，逗他玩上半天。娇娇是我的女儿，她是在先生的注视和关爱中长大的。从小，娇娇叫先生为“王公公”。先生说他不喜欢被叫作“公公”，但没有办法， 因为娇娇的外公与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好朋友，焉能不做公公？后来娇娇出嫁了，她的丈夫是个美国人，娇娇就介绍说先生是她的 “Second Grandpa”，从此先生就被称作“Second Grandpa”。
娇娇从小就是先生家的常客。读中学的时候，先生听说娇娇偏科，数学成绩好，语文差，就不假思索地说：“我来给她当语文老师。”于是娇娇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学者的女弟子。先生要求娇娇习字， 临颜真卿。娇娇说：“我喜欢瘦金体，我要临宋徽宗。”先生说颜体四平八稳，是基础，瘦金体要等以后再说。他还让娇娇读鲁迅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他借给了娇娇字帖和鲁迅著作，娇娇一看，鲁迅的书居然还是发黄的繁体字版本，啃得很艰难。
上课时，先生问娇娇：“为什么鲁迅要在文章中写他家的门前“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娇娇说：“他们家的院子里种了两棵枣树啊。”先生说：“你这是在做算术，哪里是在做语文？”先生又问娇娇最喜欢鲁迅哪篇文章，娇娇说是 《乞丐和狗》。先生问为什么，娇娇回答：“因为里面的狗都会说话，说人的话。”先生一愣：“倒也说得对。”先生还让娇娇写作文，可是娇娇的作文卷往往只有三言两语，先生只好摇头：“娇娇啊，真是一口打不出水来的井！看来语文老师还真不好当。”先生仍一直牵挂娇娇的语文学习，高三时，先生专门托了对语文教育有研究的宋连庠老先生，请他来辅导娇娇。
娇娇读高二时，曾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莫娇手制艺术贺卡展”。适逢外公外婆都去了美国，先生就代表长辈，乐呵呵地出席了娇娇的开幕式。他关照娇娇代他办一个别致的花篮，我们挑选了一个白藤条花篮，选了一大蓬金盏菊，还配了一些其他的花和蓬松的绿叶，他看到后很满意。出席开幕式的大多是孩子，先生和孩子们一起围坐在展厅中央，津津有味地听他们发言，然后和孩子们一幅一幅地观赏那些挂在排球网上、插在几何形展架上、陈放在展柜里的“小儿科” 作品， 最后还在留言牌上写道：“前进路上， 莫娇莫骄。”
先生与莫娇
娇娇考进了同济大学，学工业造型设计，先生说这个专业好，不仅适合娇娇的个性特长，而且很有发展空间，因为我国的造型设计还不够发达。那时，先生还真的给了娇娇很多点拨。娇娇喜欢黑色，往往是黑衣黑裤黑裙，黑碗黑盘黑毛巾，一律黑色。先生说：“你这是极端尚玄，那是法家，是秦始皇，你一定要改变这样的癖好。”他要求娇娇在作品的造型设计中要贯穿“气韵生动”原则，这样才有震撼力。先生把这四个字一笔一画地写给了娇娇，娇娇也一直珍藏着，铭记在心。
先生在出版《九十年代反思录》时，说要和娇娇一起来做封面设计师。他对娇娇说：“我的封面大多是自己参与设计的。你看，《清园自述》封面我选用黄宾虹的芦苇；《思辨随笔》我选了玛蒂斯的线描，一棵枝叶繁茂的树；《清园夜读》我找了齐白石的一幅油灯。你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封面选用的图画和书的内涵有内在的联系。”后来娇娇找了一本保罗·克利的“冷抽象”画集给先生过目，先生很喜欢，从中选了一幅，那是一片一层层蜕变着不同形状的树叶。娇娇在先生的授意下设计出几种不同色彩构成的效果图，先生选了其中绿色叶片那一幅。先生还找出一个雪茄烟盒，让娇娇拍下上面的一片树叶图案，用来做《九十年代日记》的封面。
娇娇要赴法国留学了，先生送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对子：“莲子 （怜子）心中苦，梨儿（离儿）腹内酸。”他叫我叮嘱娇娇，要记住中国文化传统，要学到真正的“法国精神”，千万不要去追逐时髦，不要一味追求古怪。他要我把娇娇的每封来信都读给他听，读着读着他说娇娇长大了，写来的信很有内容，文章好像也进步了许多。
中国美术学院曹意强教授的女儿书书，则是偶尔走到先生身边的另一个孩子。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先生在埋头工作十多天后，终于写完《与友人谈社约论书》。这天杭州的朋友舒传曦、唐玲、曹意强一行带着书书一起看望先生。书书一直随父亲在伦敦读书，当时还是一个小学未毕业的小姑娘。在位于灵隐白东桥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的绿草地上，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聆听书书用英语朗诵《傲慢与偏见》。书书一口纯正的牛津英语，非常清脆悦耳，给先生留下美好印象和无穷回味。２００３年新年刚过，我去先生那里，一进门，先生就说：“你猜猜谁给我来信了。你一定猜不到，是书书，她从伦敦给我写了信来！还有贺卡！我读了好几遍，真是又高兴又意外。”他忙把书书的信拿给我看，工工整整两页纸。先生要我立即取纸笔给书书回信。
听说书书在新学校里交了许多新朋友，一起谈心、谈生活、谈时政，相互帮助与勉励，先生在复信中写道：“我认为青少年在学校生活中应当重视和朋友交往的益处。”听说书书在选课时选了数学、物理、英国文学和意大利语，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你这种机遇，更缺乏你的毅力，希望你持之以恒，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才，为人类作出贡献。”
先生没有想到书书的专业选定了数学，他以为书书将来会专攻英国文学或其他人文学科。先生说自己儿时数学并不好，长大后攻读逻辑，才发现数学其实非常有趣，甚至和音乐有相通之处，其时再想回过头来学数学，但环境和时间都不允许了。先生还对书书说：“你现在身居异邦，脱离了中国文化环境，我觉得这是美中不足的。我小时候生在一个相当西化的环境（清华园）和一个与中国传统多少有些疏离的基督教家庭。那时我所接触的西方文化很多，而对中国文化传统，知道的很少。直到我岁数大了以后，才领略到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美内涵，现在我对它的热爱已经植根在内心深处，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讲这番话给你，就是希望你也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比如背一些古诗文，一时不完全理解也无妨，只要储蓄在那里，日积月累，积累到一定程度，我相信以你的聪颖、智慧和善良的性格，你终究会理解它、深爱它，而它也会在你的身心及人格上发挥很好的作用。”
最后，他在信中对书书说：“我已经垂垂老矣，我多么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跨越我们前进，比我们有更多的知识，更深刻的思想，更完美的人格，而减少我们身上的缺点与错误。你在我们老辈所期望的年轻一代中，是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转眼多年过去了，料想书书定会铭记王爷爷的教诲，不负王爷爷的厚望，她如今应该已学业有成了。
原标题：《“我多么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跨越我们前进”|王元化百年诞辰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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