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越法五国学者 共议雕版印刷的古往今来
在一定厚度的平滑木板上，粘贴上工整的书稿，薄薄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便成了笔画清晰可辨的反体，再用刻刀把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把纸覆在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
这样繁琐而精致的工艺，被称为“雕版印刷”，正是有这样独特的古代印刷术，才成就了古籍的绚烂多姿。
11月29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雕版印刷的古今东西”国际学术工作坊会议召开，由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陈正宏、研究员苏杰和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谊担任主持，来自中、日、韩、越、法五个国家的古籍专家在线上齐聚一堂，讲述不同国家与雕版印刷的渊源。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陈正宏
雕版印刷在中国的保留现状中国最早的印刷术为雕版印刷，始于何时已难考证。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书是唐末 868年印的《金刚经》，日本却存有公元770年印的佛经。众所周知，日本的雕版印刷是中国传过去的, 因此中国的雕版印刷发明当在８世纪中叶以前，有人甚至认为６世纪的隋朝就出现了雕版印刷术。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郭立暄着眼于“宋元本的雕印与文字流变”，他提到，不同版本由于印次早晚的不同，古籍印本价值可能大不一样，这其中有很多讲究。“古书的字体就像不同年代做出的服装，款式不会一样。隔代的裁缝即使模仿，做出的样子仍不免有差池。”在模仿基础上的差异更加微妙，能察觉到这类差异的，是真正的鉴别高手。
譬如，初印本一般用好纸，配以鲜亮的墨色，给人艺术的享受。后印本则用一般竹纸，很少让人眼前一亮。明正德陆元大刻本《花间集》、清乾隆鲍廷博、郑竺刻本《庚子销夏记》，均有罗纹纸的初印本，与后印本美恶相去悬绝。同时，翻刻本对底本可能会有改动，明嘉靖后有不少翻本，遇有底本缺字，便随意合并，或模拟填充，以致失去庐山真面。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有清康熙五十六年吴门缪曰芑双泉草堂刻本初印本
“初印本的价格一般可达到后印本的五倍左右，少数可达到十几倍之多。很多旧书坊喜欢标榜“初印本”，这就是主要的动因。”郭立暄说。“浙江，不论是雕版刷印还是活字摆印，都是印刷技艺创新的实践先导和书籍生产的核心区域。”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谊说。学界研究指出，中国的雕版印刷从隋唐间开始初现端倪，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就是在吴越区域——今天的浙江省域内，其中保留最为完善的便是刘氏嘉业堂，现存刻书片共计四万余片，其中最为知名的刻本是“影宋四史”，亦是持续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大、耗费资金最巨。
嘉业堂雕版架
宋代雕版精品迭出，到了明代更是全盛时期。天一阁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李开升介绍，天一阁藏雕版总量共1396块，最主要的收藏为明代雕版，共计736块左右，另有600余块主要可分两部分，一部分为1949年之前入藏者，主要是清代阮元刻《天一阁书目》及薛福成刻《天一阁见存书目》（共371块），以及部分民国雕版。另一部分为近年捐赠入馆的清代民国家谱133块。“除《范氏奇书》中《广成子解》一书（6叶）雕版完整之外，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缺失。”
天一阁所藏《新语》卷上首叶雕版
世界各国的雕版印刷历史日本庆应大学斯道文库教授住吉朋彦是东亚汉籍与雕版研究专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他介绍了日本如今的雕版印刷保留情况。日本从11世纪开始就利用雕版印刷书籍，最初是模仿写经、手册的时期。之后，以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为契机，朝鲜王朝的活字印刷器材被带回日本，流传甚广，上至天皇家，下至武家代表德川家康、丰臣秀赖，以及新兴的宗派日莲宗、爱好文艺的富商等都积极使用。
在当时的最大都市京都，几家专门出售活字印本的书店同样生意兴隆。这些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前半印刷的活字本被称为“古活字版”。在寺院中制作书籍的匠人被称为“经师”，他们会出入城市，为人们有偿制作和装裱写本，以满足人们对知识的需求。
江户时代是雕版印刷的全盛时期，古代以来的秘藏传本、传抄新带来的中国本、小规模的活字书籍印刷等不同圈层同时存在，大寺院的出版印刷和商业出版快速发展，使得雕版印刷逐渐成为大众熟知和广泛使用的印刷方式。
越南汉喃研究院教授丁克顺介绍，自从公元初年汉字已进入越南，一直到第10世纪至第19世纪，汉字仍然得到使用，同时出现汉喃雕版印刷。特别是自15世纪雕版印刷技术从中国明代流传入越南黎代时期，雕版得到重视，一直到18、19和20世纪初期达到极盛发展。由此，越南保留下大量珍贵的刻板书籍，同时还留下不少雕版库并成为人类文明共同遗产，例如佛教竹林禅派的佛经雕版和阮家族私家有关教育的雕版库。
大叻市档案馆的雕片
法国国家图书馆学者娜塔莉 科里（Nathalie Coilly）介绍，15世纪的欧洲印刷术主要起源于古登堡印刷术。中国人倾向于认为是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传到了欧洲，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的印刷术和欧洲是否有直接的关联，因为当时两个地域没有贸易往来，也几乎没有交通方式。
欧洲雕版印本《穷人圣经》
“书是人类的故乡。”作为总策划人，陈正宏总结道。“无论是东方学者还是西方学者，今天都借由书籍回到了故乡，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促进文献学研究建立起世界通用的规则，成为贯通中西的学问，将书籍的文化传播得更深更远。”(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新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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