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新作《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发布 尽职尽责书写小人物的故事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等。
近日，石一枫新作《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与读者见面。小说讲述了沿着铁路线漂流到都市的乡下女孩王亚丽在北京所遭受的现实打击，从最低处升起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之后依然顽强生长的、善的“玫瑰”。从《世间已无陈金芳》的陈金芳到《地球之眼》的安小男，再到苗秀华、王亚丽和岳晓芬……
石一枫笔下的人物多多少少带有小人物的遭遇和凄楚，他的小说像镜子一样让我们思考那些我们可能已经麻木的问题，这是现代文学的一种功能。石一枫持续描写北京底层平民的故事，他始终在尽职尽责地书写小人物的故事。
“麦子店的夜晚是火热的”
为什么是麦子店？石一枫对麦子店太熟了。他的朋友中许多都住在麦子店，“北京超过一半的搞文化的人都在麦子店住过”
“我老在麦子店吃饭，麦子店大家都常去，那边饭馆很多很好，良莠不齐，不像国贸只有高大上，不打领带都对不起餐厅。麦子店什么都有，乱七八糟，各国饭馆、哪儿的菜都有。夜里往往很晚我们几个男人醉醺醺从居酒屋出来，街上的风刮过去，旁边有人在吐，有人假装亲切，有人跳着脚打车。麦子店的夜晚是火热的。”
提起“麦子店”，石一枫认为这是在北京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北京还是挺好玩儿的，比较复杂，每个地方跟每个地方不一样，国贸有‘国贸范儿’，大院儿有‘大院范儿’……麦子店很独一无二，那里走在街上每个国家的文字都有，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每个国家的人都有，这是街的表面，每个的小区的铁栅栏背后你会发现那个楼有几栋很高的，但是这个楼的腋下，楼的胳肢窝底下蹲着的楼，都是五六层，没有电梯，窗户全破的小矮楼。这是北京最繁华的东三环小区，但是那些80年代、90年代工厂的宿舍小楼就全都一堆一堆窝在高大建筑物的底下。但是也不荒凉，反而生机勃勃。当年很多搞文化工作的人都租住在这个地方，麦子店就是一种‘特别洋又特土’的范儿。”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小说主人公王亚丽喜欢的那家西式面包店，也在麦子店。她每天晚上下班后站在街角等面包店挂出打折的牌子，去早了不打折，去晚了就被抢光了，所以她每天如临大敌地等待。即便面包打折，一个“法棍”的价格仍然是超出王亚丽的生活水平的，如果从划算上讲，方便面显然更加实惠。但就是这样一位河南某小镇来京打工的女孩，在麦子店一老旧小区与八个女孩合租一间卧室，在健身房不断失业，男友是房产中介，对她充满嫌弃，在老家的母亲也处处挖苦她。她可能是石一枫所有小说中过得最艰难的一位主人公，但她仍然希望在生活的困苦绝望中，在冬天的寒风里可以抱着一只已经变冷变硬半价处理，但让她感觉到一点点“优越感”的面包。这只面包就是她的精神信仰，是她漂泊在大城市抵御孤单的武器，是她觉得与这座城市建立起一点点微弱联系的唯一桥梁。
石一枫认为，他的写作宽度在这部小说里变得宽了点。他坦言，写作最开始的动机都是为了自我表达，作家有时候相信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才写作。而现在，他更多的是写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故事是无穷无尽的。“这些年我们能够发现的生活里的空间有很多，有人在文学里发现了县城，有人在文学里发现了小镇。北京这个空间中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新发现。我们在发现里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尽职尽责书写小人物的故事
年龄和获奖都是过往，不要在意这些细节。看待一位作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作品身上。石一枫笔下的小人物，多是不得志的那种，底层失败青年，听上去就不是“爆款”，但这些人，仿佛就住在你家隔壁，你周围熟悉的人，甚至也可能出现在镜子里。比如《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北漂女孩陈金芳、《地球之眼》中那个始终坚持自我的安小男、《特别能战斗》的北京小区大妈，再到《借命而生》中的没背景但有抱负的狱警，《心灵外史》中信气功、被传销集团诈骗的“大姨妈”，还有这次《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来自河南小镇的健身教练王亚丽和卖花女孩岳晓芬。
石一枫认为，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写好小人物更能体现文学的本质。普通读者看文学作品，会有代入感，会觉得自己就是作品中的一个小人物。所以，关照小人物就是关照大众，符合文学规律。
《世间已无陈金芳》讲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想改变命运、想活得更好，这是中国人最朴素、最普遍的一个愿望，在陈金芳身上得到了体现。《借命而生》讲的是社会在变化中有各种各样诱惑，也会有让人失望的地方，但社会依然在朝着我们希望的好的方向发展，因为总有一些人坚守着某种底线，是道德底线，也是职业底线，他们有着和命运斗争的勇气和力量。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小人物，汇聚成一种力量，我觉得是值得写的。
《特别能战斗》中把一个以“战斗思维”指引一切行动的大妈苗秀华写得特别生动、特别犀利。在国营工厂干了一辈子的苗秀华，一方面有主人翁意识，过去通过吵，通过闹，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捍卫自己的权利，但到了现代社会的逻辑中，她发现原有的发声方式都失灵了，她“被”成为一个“泼妇”；另一方面，她发现自己的“勇气”在别人身上已经找不到了，她的习惯行为又让她成为一个“英雄”。整个故事就有了一点荒诞戏剧的色彩。年轻人可能天生就适应了新的社会逻辑，但对岁数大的人来说，从旧时代到新时代，他们无所适从。
石一枫曾表示，“对人物，我没有批判的权利。鲁迅可能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对一个具体的人，尤其是一个小人物，恨不起来。即便要批判，也是‘对事不对人’。对于社会的问题、时代的困境、精神的困惑，都可以揭露、可以批判，但对人，他们没有犯法、没有恶意，只是那么一种朴素地活着的人。”
谈到新作，石一枫表示，《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与《心灵外史》应该算是一系列的作品，都是讲的一个人的“盲信”，都是在探讨我们这个时代的信仰。中国是一个高度世俗的社会，在一个这么世俗化的社会里面，人的信仰应该以什么形式体现，在信仰的过程之中人的精神上会发生什么变异的过程，这是自己想在作品中探讨的问题。
“好多作品其实都是在解决你究竟属于什么的问题。”在漫长的转型期，其实“麦子店”也是一种“龙须沟”。《玫瑰开满了麦子店》里岳晓芬笃信神灵有用吗？王亚丽什么也不相信有用吗？每个人都在寻找答案。石一枫给了王亚丽和岳晓芬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但他也直言现实中可能不会是这样。他相信人有“一念之善”，但人性往往更加复杂。
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石一枫的写作始终在为小人物立传，他最想写的还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尽职尽责书写小人物是他身为文字工作者的初衷和归宿。
晨报记者 侯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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