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流动人口消费能力需完善养老制度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的数据，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41亿，全国每6人中即有1人是流动人口。从整体规模上看，流动人口总量自2015年起进入调整期，由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80后”“90后”新生代逐渐成为主力军。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区域政策环境、户籍制度改革、临时性返乡等诸多因素有关，鼓励返乡创业、非户籍人口城市落户等均会对人们继续流动的意愿造成影响。
虽然近年来流动人口整体规模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但这一群体的本地融入需求却有了明显增长。2019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下简称《报告》）显示，流动人口平均留居时长从4.8年增加至5.7年。同时，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明显，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超过2.5人，有超过半数流动人口有长期在流入地居住的打算。
《报告》主编、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主任肖子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促进流动人口结束“流动”状态、帮助其尽快融入当地社会是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报告》课题组发现，从经济角度来看，流动人口在城市仍处于“立足未稳”的阶段，消费也只大致处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发展性和娱乐性消费较低。
在当前激发、释放消费潜力的政策背景下，哪些因素影响了流动人口的消费意愿？如何才能使流动人口家庭能消费、敢消费？澎湃新闻就以上问题采访了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费舒澜，她与两位硕士研究生于8月发表论文，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以养老保险为切入视角，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
费舒澜认为，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水平较低且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与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全、养老金待遇较低等因素有关，完善面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制度能有效提升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意愿。
澎湃新闻：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相比，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吗？
费舒澜：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相比，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水平更低，而且结构更加单一。具体来看，食品支出占比更高，比城镇居民家庭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文教娱乐支出占比更低，比城镇居民家庭低6个百分点；流动人口的耐用品消费也更少，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
其实，在国际上，流动人口被称为移民，这类群体的消费水平比本地居民更低是一种普遍现象。首先，比起本地居民，移民在流入地会在就业和收入上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会促使他们“有钱不敢花”，除了食品、居住等一些刚性支出，他们会尽可能减少文化、教育、娱乐等方面的开销，并且要为预防未来可能存在的失业、生病等风险储蓄，这就是“积谷防饥”。
而且，流动人口像候鸟一样在打工地和老家往返，外出工作的目的就是打工挣钱，挣的钱还要寄回家补贴家里的老小，因此少花钱、多寄钱的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全世界有超过2亿的国际移民，一般都是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前往发达国家打工，他们寄回母国的钱，英文叫Remittances，甚至是母国收到的国际援助的3倍之多，平均每个国际移民每月会寄200美金回家。
回到中国的制度环境，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消费会起到抑制作用。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一项人口登记与管理的制度安排，还隐含着公共服务分享的权利，涉及入学、考试、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流动人口的“落户难”增加了他们工作的不稳定性，从而增强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他们在本地的消费。
2014年开始的户籍一元化改革通过剥离户籍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含金量来提升全体居民的福祉，这对于促进流动人口消费具有一定积极影响。
澎湃新闻：当前流动人口的消费是否还存在增长空间？流动人口消费对中国市场的意义是什么？
费舒澜：流动人口的消费目前仍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2019年中国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6.9%，如果他们的消费水平平均提高10%，就可带来GDP千分之五的增长，所以说激发流动人口消费是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手段。
流动人口是未来城市新增人口的主要来源，他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城市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又会增加居民收入，收入提高了，消费也会有所增加，整体是一个良性循环。
澎湃新闻：论文将流动人口消费与养老保险相联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费舒澜：养老保险的主要作用是缓解劳动者老年的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刺激当期消费。现在很多大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家长会关心“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就是“五险”中最重要的一个。我在上《社会保障学》这门课的时候会问学生：你们希望将来老了之后过什么样的生活？很多同学回答：“周游世界”。“周游世界”需要时间也需要金钱，养老保险的作用就是让老年人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停止工作、领取养老金，如此一来，老年人休闲的时间和金钱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如果没有养老保险，或者说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比较低，老年生活怎么办？要么就是在职业生涯过程中多存钱，要么老了之后依靠子女赡养。
西方国家在养老方面面临着家庭储蓄不足的问题，因此西方学的研究主要关注公共养老金对私人储蓄的影响，学者们发现公共养老金对私人储蓄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替代资产和提前退休。
相比之下，中国则面临储蓄过高、消费低迷的问题，因此中国学者更加关注养老保险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他们发现养老保险的参保和待遇（养老金）都提升了消费水平，但是养老保险缴费过高会对消费有抑制作用。因为养老保险缴费是在当月工资收入中扣除，养老保险缴费越高，每个月的“到手工资”就会越少，消费水平就会受到限制。
澎湃新闻：流动人口参与养老保险的主要难点在哪里？
费舒澜：流动人口参与养老保险最大的难点在于他们的“流动性”，也就是工作和生活的不稳定性。流动人口中大部分是“乡-城”流动人口，也就是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的人，他们的就业形式更加灵活，学术上也叫做“非正规就业”。就业形式的灵活表现为经常更换雇主、更换地点，这都会造成参保上的困难。
其次，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受到“户籍歧视”，这种户籍歧视使得用人单位不缴或少缴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费用。因为许多“乡-城”流动人口就业形式非常灵活，有时不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不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还有一些用人单位会按照最低标准为流动人口缴纳养老保险费用，这就是所谓的“少缴”。
在我们使用的数据中，2016年样本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是20734元/年，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23079元/年，可见流动人口家庭消费水平更低。
而且，样本中的流动人口有45.9%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7%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37.1%两种养老保险都没有参加。我们的样本都是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者，理应全部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仍然有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澎湃新闻：研究将流动人口按照“无保险”“城职保”和“城居保”分类，发现参加“城职保”的流动人口家庭比参加“城居保”的家庭人均消费更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费舒澜：我们想要考察流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状态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因此才做了如上分类。分析发现，参加“城职保”的流动人口家庭比参加“城居保”的家庭人均消费高，原因在于“城职保”的待遇水平比“城居保”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计算，2018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待遇支出是3153.5元/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均待遇支出是152.3元/月，两者相差20倍。
退休后养老金水平越高，现在“积谷防饥”的压力就越小，当期消费就更高。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一关联存在前提条件，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需要至少达到1500元/年（老年人获得的实际养老金数额）才能发挥刺激消费的作用。
澎湃新闻：上述研究结论对政策制定有怎样的帮助？
费舒澜：想让流动人口“能消费、敢消费”，一方面需要职工养老保险的扩面，让更多在城市有稳定工作的“乡-城”流动人口参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降低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依然需要持续深化，通过城市落户难度的降低以及本地非农业户籍的公共服务含金量的下降来增加流动人口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如此一来，流动人口就会在本地多消费，尤其是增加更多文化、教育和耐用品的消费，而不是寄钱回老家。
在政策方面，第一，进一步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流动人口群体中的覆盖面。养老保险的扩面不仅可以提升消费，还可以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以此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社保基金造成的压力。为了减轻养老保险扩面对企业带来的冲击，政府可以按照企业社保缴费的规模减免部分税收，以减轻企业负担。
第二，养老保险主要通过强化流动人口在本地的居留意愿来提升消费水平，因此，降低落户门槛以提高流动人口在本地的定居意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消费水平。参加“城职保”的流动人口在本地定居的概率比没有保险的流动人口高38.5%，而有定居意愿会对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消费带来10.5%的提升。
第三，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方面，若要进一步发挥其提升消费的作用，可以适当提高待遇水平。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使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消费提高9.8%，这一比例带来的影响与家庭人均收入提高32%带来的消费提升效应相当。然而，目前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由于待遇水平较低并没有发挥提升消费的作用，因此应当根据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物价变动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标准，适时、适当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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