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修改的胃口

□许春樵

五十年前，中国人是很革命的，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对政治家来说也许如此，而对于亿万人民群众来说，革命就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那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就是为了让一家老小有口饭吃，至于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那也是吃饱饭以后考虑的事情。

作家余华有一部小说叫《活着》，其中的意义在我看来，就是无论你是草民百姓抑或是王侯将相，首先是活着，活着是最低的意义，也是最高的意义。以这一视角审视中国人的生存，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人全部的努力与奋斗争取的就是“活着”的理由与权利，而这一终极目标最先就落实在一日三餐，落实在吃饭上。

五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中，到处弥漫着继续革命的气息，在一些伟大的理想之外，一个实际上被普遍认同的价值判断就是，革命水平的高低强弱主要看你吃得怎么样，伙食怎么样。革命化的程度越高，革命工作越重要，往往意味着吃得越好，伙食标准越高。青年人参军入伍了，无业者招工进厂了，乡下的姑娘嫁到城里去了，普通工作者提拔为革命干部了，机灵人被重用了，最通俗的描述就是这个人从此“吃香的，喝辣的”了。

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把“工作”叫做“饭碗”。

往前延伸的历史同样表明，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里，人们活着的意义朴素而原始，就是吃饭，这几乎是本能性的，动物性的。所以恩格斯就很清醒地将这定位于，人类首先是有了吃穿住行，而后才是文学的、艺术的、宗教的追求。我小时候对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理解就是，有红烧肉吃和有小说看。虽然我的共产主义标准涉及到了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但第一层面还是物质的，吃红烧肉。

很多时候，人们喜欢用一些美丽而虚幻的口号和旗帜来装饰贫穷而平庸的生活，然而那些梦中的呓语和悬空的妄想并没有改变人们为了混口饭吃的生活事实。经济学中有一个“恩格尔系数”，指的是人的收入在食物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在全世界一直是最高的，即每个人的收入基本上都是用于吃饭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工资是每月53元，算是那个年代高薪，可每月吃食堂要花去30块钱，也就是说一大半是用于吃饭了，如果来同学和朋友，下一两次小馆子，这一个月就吃光了，甚至要借钱。

长期以来，我一直对中国的餐饮文化大惑不解，为什么会有8大菜系，有满汉全席，有烹炒蒸炖，有油盐酱醋，而欧洲人却吃得那么简单，牛排奶酪，啤酒汉堡，寡淡无味，大部分从欧美回来后的人都很自豪地说，虽然我们的钱没有欧美多，但我们吃得比他们要好得多，仿佛他们过的是解放前旧社会的日子，心中不免生出一丝同情。

我们对“大吃大喝”的拒绝与反感是从最近这10年开始的，这是工业化进程迅速加快与恩格尔系数迅速下降后的观念变革与心理转型，收入增加后，我们才知道在吃之外，还有文化、艺术、宗教，在喝酒吃肉之外，还有喝茶、飚歌、玩车、上网、度假、旅游这些更让人激动的生活内容。

周末或假期，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去哪里玩，而不是谈论买什么好吃的；过年的意义也在被修改，鲁迅小说中鲁四老爷家里杀猪宰鸭忙吃喝的场面也不再是如今过年的主题了。在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们成群结队地走向医院的时候，在过量酒肉后的肥胖和臃肿日益歪曲丑化男女们形象的今天，人们活着不再是为了吃什么，而是时刻警惕地提醒自己不吃什么，那些从前剥削阶级享用的鱼虾蟹鳖、山珍海味满菜场都是，也成了普通百姓餐桌上平常食物。吃的期待就这样被终结了，随之而来的是形形色色的减肥药反复清洗着我们胃口，瓦解着我们对食物的崇拜。

吃的变革是新生活方式的变革，胃口的改变是生活立场的改变，同时改变的还有我们对生命对活着的重新理解与认识，一种在科学与健康前提下的生活选择使当下人们的生活更接近于诗性的真实和审美的态度。

如今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各政府部门及行政事业单位中午一律不准喝酒，这一规定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因为人们已经吃怕了，吃够了，也吃坏了。

换一个角度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从胃口的被修改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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