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抃的救灾智慧 □许丽
赵抃石像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荀子认为,在天面前,应该“错天而思人”,也就是说人们不应该放弃自己应该付出的努力,而沉溺于对天的思慕当中。他告诫人们,如果放弃了努力而去思慕天,就违背了万物的实情；而通过人的努力,则可以掌握自然的运行规律、法则,从而更好地掌握人类的命运,战胜一切灾难。
我们皆为肉体凡胎,在自然界面前是那般的弱小,而天灾人祸又是那样的来势汹汹不可避免,在一场场灾难面前,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如何开展自救乃至造福社会呢?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著有《越州赵公救灾记》,文辞质朴,条理清晰地记叙了一次官民一心,共同抗灾的真实事件。
公元1075年(宋神宗熙宁八年)夏季,越州(今浙江绍兴)大旱。江浙自古以来都是全国的重要粮仓,关系民生经济命脉,朝廷在灾情扩大之前迅速派得力官员前往越州,主持赈灾事宜。派的不是别人,正是有着“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足可见当时朝廷的重视程度。虽然赵抃也是北宋的国姓赵姓,但他少年就丧了双亲,由长兄代为抚养成人,因此他非常了解民间疾苦。他到任之后,迅速向下级发文,接连问了七个问题,第一时间掌握了当地民情灾情,为后续救灾奠定了基础。
首先,赵抃先对受灾情况、民间存粮以及官府存粮进行摸底。“属县灾所被者几乡?”越州所属的县城中,遭遇旱灾的有哪几个乡?“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官家府库中能动用的钱粮有多少?“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百姓中能够靠自己储粮养活自己的有几人?需要依靠官府救济的又有几人?“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寺庙、道观和学校的库房中,存粮有多少?寥寥几问,赵抃就能够把当下灾情了解清楚,并且能够估算如果灾情持续发展,存粮还够几日。掌握详细而真实的数据,是开展抗疫救灾工作的第一步。在需要人力、马力将公文上传下达的古代,赵抃能够第一时间全盘了解第一手资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自古民以食为天。显然,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古代社会中,即使是在富庶的江浙,面对灾情时能够自给自足的人仍然是少数,绝大多数百姓在天灾人祸面前依然需要官府救济。根据记载,“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最终募集粮食“四万八千余石”。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如何发放赈灾粮食。每天都有成群结队饥肠辘辘的灾民,倘若不严加管理,势必会造成百姓拥挤疯抢的局面。不仅可能浪费有限的粮食,还极可能会影响救灾工作的稳定有序局面。因此,经过深思熟虑,赵抃推出了如下所述的救灾方案。
“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成年人每日领救济粮一升,小孩子每日半升。“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为了防止灾民过多拥挤哄抢,赵抃让男子和女子隔日分开领,每人一次领两天的口粮。如此,每个人每天能领两天的粮食,心中便会安心许多,同时也避免了蜂拥抢夺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史书上但凡出现大的灾害,总会有“易子而食”“买卖妻女”的惨剧发生。可赵抃的想法是,如果将救济粮的份额与家庭人口数量挂钩,只要有一口人活着便有一份粮,对于封建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和孩子而言,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存希望,也极大地提升了百姓的期望值和获得感。
古代的天灾之后,往往会暴发大规模的疫情。如果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一方面使得社会动荡,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造成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因此,在什么地方发放粮食,也极为讲究。有赖于前期的统计调查,赵抃根据灾情严重情况、各地人口数量的不同,设立了五十七个赈灾点,遍布治下各处。同时还规定,只允许在本村本庄范围内领救济粮,离开本乡的便没有资格领取。即所谓“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宋代没有富足的人力和物力,那么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根据彼时的情况,每个防疫点需要少则四五人,多则十几人。赵抃所设的救济点,需要每日运粮、发粮、统计、维持秩序等等,五十七个点至少需要几百人。然而熟悉古代官制的人都知道,县乡两级的官员数量显然远远不够。加之这么多工作人员的俸禄又是一笔支出,如此数额巨大的一笔开支倘若不能解决,那便是任谁也无法推行政令,所以赵抃又想出了一个新的法子。
“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赵抃让那些不在职但是目前居住在越州境内的官员也来负责赈灾事宜,用粮食来代替俸禄。如此一来,短缺的工作人员及俸禄,便都有了着落。从最初始的情况调研,再到缜密分析计算,提出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再到合理利用越州境内各种资源,赵抃构建了一个灵活而又高效的行政办公体系。
北宋时期的越州,交通仍不发达,生产力尚低下,人们一旦脱离了社会,便没有条件和能力创造价值养活自己。如果仅仅依靠几条“堵”的政策,并不能完全安抚灾民之心。有了高效的行政体系后,赵抃便又想出了“灾民自救、以工代赈”的法子。
古语有云:当官要为民做主。民有所需求,官员就要有所思虑,在最初调研时,赵抃特意询问了“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即需要雇佣百姓修建的公共设施有多少。开始发放粮食后,“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他雇佣了三万八千名百姓,修补了城墙总计四千一百丈高,根据佣工的劳动量付工资,或者折算成加倍的粮食。就这样,赵抃创造性地将闲置的人力资源集中起来,有效转换为公共资源了。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事无巨细的安排,精心的设计谋划,在赵抃的努力下,越州人民在熙宁八年的这次特大旱灾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全。到了第二年,越州又遭遇了极为严重的疫情。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有了前一年的经验,赵抃带领下属官员和百姓,上下一心,齐心协力,积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令彼时多灾多难的越州避免了“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的悲剧发生。
中国人,总能在最艰难的时候迸发出最闪光的品质,我们有自发的集体意识,具备特有的生存智慧。有句话说的很透彻:自古以来,中国人都会被他们其中最勇敢和智慧的那部分人保护得很好。从来我们都有坚韧顽强的领头人,有善良无畏的大多数,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遇到再大麻烦都有办法咬牙过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中华民族“以民为本,同舟共济”防疫救灾的核心精神,从未曾改变过。而赵抃心系百姓,倾心为民,不等不靠不抱怨,坚信人定胜天的铁定律,因地制宜埋头苦干,其敏锐的洞察力、精准的创造力、高效的执行力,既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尊敬,又为国家解决了大困难,也为后世政府官员赈灾抗疫提供了鲜活的教材。治理好灾情后,赵抃调任杭州知州,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便以太子少保致仕。他退休后,其子赵屼常常带着他在吴越地区游玩,遍赏江南名山大川。每到一处,安居乐业的吴地百姓都万分感念赵抃当时抗疫救灾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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