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书之“趣”
□江舟
在印刷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即便是最爱书的读书人，恐怕也没有谁有时间、有耐心去抄书。然而，在古代，没有现在这样的印刷出版技术，大量藏书基本靠抄写。抄书，在今天看来是一件枯燥乏味、费时费力的事情，但是古代许多大藏书家却终生乐此不疲。
清代大学者黄宗羲的藏书楼取名为“续钞堂”，缘于所藏之书多有其一生辛勤抄录者。著名的藏书楼如宁波的天一阁、绍兴祁承熯的澹生堂、江苏钱谦益的绛云楼等，均有许多珍贵的手抄本。说到抄书，亦有不少趣闻。清代学者朱彝尊就有“美贬”“雅赚”之事。所谓“美贬”，是指朱彝尊因为偷抄史馆藏书而被贬官，然而朱彝尊并不在意，事后还作铭文曰：“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所谓“雅赚”，则是指朱彝尊得知钱谦益的族孙钱曾藏有善本秘籍，但钱曾从不肯将藏书示于他人。朱彝尊便心生一计，在酒楼置办酒席，宴请江左名士，将钱曾也邀来赴宴并将他灌醉。趁钱曾酒醉之际，用黄金、青鼠裘为礼，贿赂钱曾的仆人，打开书馆，并找来藩署书吏数十人来到书馆抄录至深夜，直至将所需之书抄录完毕。朱彝尊的手段并不足道，然而很多读书人对朱彝尊此举并不为忤。朱彝尊的这种爱书之情，被人们称为“雅赚”。
藏书束之高阁，秘不示人，没有实际的阅读和助学价值，其实远离了藏书的初衷。万一遇上天灾人祸，数万卷珍贵典籍毁于一旦，绝迹于世，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有可能形成文化的断层。因此，一些藏书家便私下订下相抄之约，互相调剂余缺。到了清代，一些藏书家有感于借书、抄书、收书之难，藏书家曹溶作《流通古书约》，提出一个新的办法：各个藏书者都编好藏书目录，标出所缺之书，相互约定互通有无，然后各自请人誊抄并校正，然后互相交换。这样既可以使珍贵书籍不出家门，防止丢失破损，又能使古籍得以保存和流传，有功于后人；同时还能使自己的藏书不断增加，一举三得。曹溶的良好愿望在当时并不容易变为现实，但保持和流传古籍的思想非常具有积极意义。
抄书、藏书从个人的爱好发展到积累和传播灿烂的中华文化，这是从文人雅趣中引申出来的一种智慧。郑振铎自称：“予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他为了抢救祖国的文化遗产，简直是拼上了性命，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中，自比愚公移山，衔石填海，以一己之力，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古人的抄书、藏书、救书，其中蕴含着个人的多少酸甜苦乐，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来说，他们却是在无形之中，默默地做出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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