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电影是创作者与观众的契约
当我们谈起电影节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其实是那些饱含艺术价值的电影。欧洲三大电影节之所以备受关注，也是因为它代表了电影作为艺术的最高成就。在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票最快被抢光的，也往往是经典电影，也就是所谓的文艺片。另一方面，电影院里平时热映的多数都是商业大片，也就是所谓的类型片。电影节与日常的影院，似乎被艺术电影与类型电影分成了两个世界。
在7月29日举行的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上，包括导演李少红、青年导演李霄峰、编剧全勇先、科幻作家陈楸帆就“类型实践与作者表达”展开讨论。虽然这个议题听上去似乎专业性非常强，但剖开来说，其实就是关于如何才能拍出有品质保证，又能满足观众期待的商业电影，而这正是中国电影发展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电影节一般都把焦点放在个人风格鲜明的作品及作者导演身上，又或者是关于市场化、产业化方面的观察，像这样从切入商业类型片角度切入的讨论，可谓难能可贵。
论坛现场
中国类型电影的从无到有
在7月29日的论坛上，曾执导《血色清晨》、《红粉》、《红西服》、《生死劫》等影片的第五代导演李少红，从她拍摄处女作的经历，介绍了中国电影史上类型片从无到有的经过。
李少红
“我们读大学那时，四年里没有学过类型片，主要学的就是艺术电影，也就是作者电影和注重个人化表达的影片。那时我们对类型影片是非常陌生的，但是我们毕业之后赶上了电影改革的年代——从体制到内容的变革。1993年开始，电影越来越市场化了，而在这过程中，就开始越来越多提到类型影片。”
“我们最早是从1987年开始拍商业片的，其实也就是类型电影。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指派一些年轻导演尝试商业片，我被选上拍《银蛇谋杀案》。听到消息后，我就大哭了一场，感觉太可怕了，因为那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商业片。但你也不能不拍，那样就会失去第一次拍电影的机会，所以我特别纠结。后来壮壮（田壮壮导演）就安慰我说，你就拍吧，反正是一个入场券，拍完了，你以后就是导演了。出于这个目的，我就接下来了。”
“我们很怕这部片子拍不好，于是就大量集中观看好莱坞电影，这才慢慢了解什么叫商业片。它其实是很模式化的，有一些构成完全来自于经验和套路。我们拍的时候不像拍文艺片那么游刃自如，但是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尝试的机会。”李少红说。
《银蛇谋杀案》海报
“结果我们反而把这部电影拍得太商业了。商业到什么地步呢？《大众电影》举报了里面有18处凶残镜头，审核也没通过。当时我都傻了。这不是商业片吗？该有的要素我都拍了。多长时间必须要有一个高潮，情节怎么安排，这些点我都做到了呀。那时候，商业片还是被争论的对象，等我们拍完，已经又不提倡了。当时，每年都有一个电影工作会，我们的片子是作为反面教材来放的。但是，那部片子确实出了很好的拷贝成绩，所以北影厂可以发工资了。当时正处于有所反复的第一个浪潮中，后来又可以拍商业片了，《银蛇谋杀案》成了电影院的看家电影，一到没有电影放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
“我们这代人学的确实都是作者电影，后来自己体会到它跟类型电影有很大不同：一个是按照市场经验的套路；一个是要靠个人表达，要体现出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和世界观的建立。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电影。”
“我觉得在此之后一二十年中，曾有一段非常混乱的时期。那时拍的电影好像非常不入市，电影院非常惨淡，文艺片更是根本没有任何市场，完全被排挤到电影院之外了。之后市场慢慢形成，观众又回潮了，大家慢慢养成了对电影的需求，文艺片也渐渐重新走入影院。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电影观众，对电影有了新的需求和习惯，反而对一些很接地气、很强调个人表达的文艺片有了观赏的欲望。这个时候才是电影市场真正成熟起来的开始。”
类型电影与观众的交流是互动式的
说到对于单一类型的执著，参与讨论的几位嘉宾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曾创作《丽江的鱼儿们》、《鼠年》、《无尽的告别》、《G代表女神》、《荒潮》等小说的科幻作家陈楸帆了。作为80后的他，成长过程中浸润于国内外商业类型片之下，而随着近年国产科幻电影的崛起，他本人也参与了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因此对于所谓类型电影有别样的认识。
陈楸帆
“我从小看了特别多的B级片，它们的类型都特别明晰。在我看来，类型就是创作者跟观众之间建立的一种契约。观众会抱有某种特别强的预期去看类型片。比如你看恐怖片，就是希望能被吓到；看喜剧片，就是希望哈哈大笑。就好比书被归类在不同的架子上，是为了能更容易得被找到。但是，现在类型的边界也在不断变化和模糊。我觉得，科幻本身就没办法作为一个独立类型元素而存在，它只能够跟其他的类型去嫁接，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
“我自己在写作，包括参与一些影视方面的合作，我都会首先去想，要对应的是什么样的类型，要给观众什么样的预期。如果这个出发点我没有想得特别清楚，我觉得最后出来的东西是面目模糊的。除非我说我拍的就是自我表达的作者类型，比如说像《潜行者》，这种类型有很模糊的空间给观众阐释。所以对我来说，类型是一个镣铐，但是它也是让你跟你的受众建立起更强的联系的方式。这是很有意思的动态平衡和不断交互的过程。”
而通过陈楸帆的阐述，李少红导演也对类型电影有了更豁然开朗的认识。她补充道：“的确，类型电影的创作者和观众要有互动性。你给他的惊吓能不能让他感受到，能不能达到一定的量级；给予的科幻的信息是不是在他的想象范围内，对他是不是达到了刺激的层级……这些是类型片最起码要做到的。”
“作者电影是个人表达，它的命名其实已经说明了它要向观众表达的是个人感情、个人认识和个人观念，而你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这类电影很可能会给观众带来一个新的启迪，或者对他的思潮产生影响。作者电影与观众的交流方式是接受式的，与类型电影的互动式是完全不同的。”
“像《寄生虫》这样的影片，如果从破案的角度去拍，可以是一部标准的类型片。但是，翻过去从人性的角度拍，这一家人的遭遇怎么会变成一个案件，作案的动机和原由是什么，这样就成了一部带有很浓厚的人文色彩的作品。而这种电影就可以让电影节接受，如果是纯粹的商业片，那么电影节就很少会接受，因为它会认为商业片对于社会、对于人性、对于文化没有更多的启迪作用。还有毕赣的那部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它可以是犯罪影片，但最后拍成了实验电影——甚至不完全是文艺片，那种长镜头的个人表达就把它变成了另外一种性质的电影。”李少红以去年大热的两部影片为例分析。
《地球最后的夜晚》海报
类型创作不等于脸谱化
相比于好莱坞，中国的类型电影创作可以说尚在摸索阶段。尽管青年导演李霄峰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类型片导演，仅仅承认作品《少女哪吒》中确有犯罪类型元素，但他根据自身的观察，认为中国电影人在向好莱坞学习类型片创作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类型片的诞生是有一定的土壤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是禁枪的，你不可能硬是去拍枪战片。”
“美国有侦探，我们没有侦探，如果把故事移植过来，侦探的职能就应该由公安局的警察承担。又比如美国的西部片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沉淀形成的一个类型，那么西部片怎么移植过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是事关话语语境的问题。”李霄峰表示。
李霄峰
作家、编剧全勇先执笔的《雪狼》、《悬崖》都是很受观众欢迎的谍战类型作品，后者不仅有张嘉译、宋佳主演的电视剧版，由张艺谋执导、张涵予、秦海璐等主演的电影版目前也已杀青。在谈到创作时，全勇先认为不应该让类型变成一种束缚，最关键的还是人物本身。
全勇先
“人物是最有魅力的。像《悬崖》这部电视剧，说的就是一个人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角色扮演，把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放在谍战的背景里，而人性在谍战犯罪片里、在暴力事件里会被放大。我写谍战类作品，最关注的不是情节，而是人物关系，只不过把人物关系放到谍战的氛围里去表现。我觉得情节是可以随意安排的，只要有相应的逻辑，不穿帮，每个人的行为都有依据就行了。但是，我没有特别把它当成一种类型去处理。”
“事实上，我觉得对观众来说也是一样。如果观众对这个人物建立了兴趣，建立了情感，这个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牵动观众的情绪。”“人不可能是简单的，哪怕是一个反面角色，每个行为都有相应的逻辑。如果我们很概念化地解读一个人物，观众也会觉得千篇一律。我特别不喜欢脸谱化的表达。”
李少红也完全认同全勇先的观点：“在我们对类型片没有很透彻认识的时候，我觉得写人物是最好的抓手。事实上，不管是文艺片还是类型片，第一位的创作要素都是人物。”
她依旧以《银蛇谋杀案》为例，解释说：“为什么这部影片给观众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贾宏声这个人物。我本来想让他在这部电影里演一个小警察，但他天天坐在我门口不走，说自己对警察没感觉，想演别的角色。后来我就一直观察他，发现他确实不太像警察，于是就根据他的形象，改变了原有的故事和人物。结果这部影片恰恰因为这个人物的成立，所有的故事和所有情节也都相继成立了。而贾宏声也因为这部影片一下子火了，成了一个时代年轻偶像的代表。”
年轻一代类型片创作者的挑战
在中国，科幻电影曾经是商业片中最难处理得当的类型，但随着《流浪地球》的诞生，一切似乎在慢慢改变，科幻片成了很多电影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最想要挑战的类型。
《流浪地球》海报
谈及科幻电影的创作，陈楸帆表示：“这几年，大家才渐渐关注国产科幻片的创作。在跟很多编剧、导演接触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科幻类型片是非常难做的片种。因为在其他类型片或者电影叙事的要求——包括人物的逻辑、情感的动机、剧作的结构等都要保证的基础上，还多了一层东西——科学的自洽性。这涉及它的世界观的设定跟整个剧情的展开、人物的动机、包括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严丝合缝。这对逻辑思维有极高的要求。很多编剧老师和导演对人物、剧情、情感的理解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可能就是在科学的逻辑性、自洽性的方面有所欠缺。这导致了很多片子一出来，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披着科幻外衣的打怪兽片或者灾难片。我觉得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你得想清楚科幻片不是为了科幻而科幻，你加入很多貌似很热闹的元素，但是你说的故事和表达的中心一定要跟你的逻辑的设定和展开是完全一致的。”
他也谈到了自己与国内一些科幻电影的创作者，实际接触中感受到的一些问题。“我做过很多编剧的项目，也会给人当顾问，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最大的障碍其实是语言系统的不一致。我们在聊同一个东西时，用的是同一个概念，但是可能大家脑子里出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诺兰式的科幻、维伦纽瓦式的科幻、库布里克式的科幻，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每个合作的开始，你要确定你们在用同一套语言交流，不要鸡同鸭讲、对牛弹琴，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事情都要推翻重做。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建议。”
至于具体的创作，陈楸帆认为，最重要的是“怎么找到科幻跟当下中国社会的契合点、跟每个个体的状态去对接的切口”。因为“科幻本来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很多人以前都会说科幻放到中国人的身上就会变得特别虚假，在高科技的环境里出现了中国人的面孔会显得特别的违和”。
“所以对于我来说，科幻片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地气，要接中国人的地气。现在为什么说要讲中国故事，讲中国精神？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要求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每个个体在不同的阶层，在不同历史性的变动里，怎么样理解自己，有什么样的挣扎，跟大时代的割裂和纠结——这些都是故事的生长点。只有理解了这些，才能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合格的创作者，才能创作出一些好作品。”
那么，中国新一代的类型片创作者又在哪里？李少红导演特别提到了她在实际参与“青葱计划”（CFDG中国青年导演扶持计划）的过程中，欣喜地发现年轻导演相比老一代导演更有类型片的自觉。“最早我们主观觉得大部分年轻导演应该都会偏向于拍文艺片，我们还想一定要着重选一些能够成为类型导演的苗子。后来我们发现每一年都有很多类型性的导演。他们并不排斥类型片，因为这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这让我觉得我自己有点杞人忧天了。”
然而，新一代的商业片电影人或者说有志于从事类型片拍摄的年轻人，也有自身的问题。“我跟很多年轻的编剧、学生聊，我发现他们的看片量跟我那代人同年龄的时候比不够多，很多经典的作品，甚至经典的类型片，他们都没有看过。” 陈楸帆说，“我觉得每个创作者一开始肯定有一个对标的过程，肯定是通过大量的阅读、看片，找到跟自己特别有契合、有共鸣的那部分作品，然后慢慢往自己的审美和创作方向上对焦。”“如果片子都不看，你靠什么做自己的创作。他们现在可能玩游戏、看短视频更多，这种新形态的媒介可能会更多地占用他们的时间。如果从讲故事的角度来看，长时间沉浸式的、有深度的叙事是必不可少的。”
在与年轻的创作者接触中，全勇先也有类似的感触。“我有一次做讲座，跟一些研究生交流，我就发现他们的阅读量非常有限。”在他看来：“我觉得创作者应该是一个杂家，对人应该有非常精准和细致的观察，所以阅读量、知识面越丰富越好。因为好多东西是相通的，一通百通，但是如果你只是浮在生活的表面，为故事写故事，为人物创造人物，那就没有说服力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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