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航中的全球高等教育的“特修斯之船”
2020年秋季开学在即，71万留学生和家长重新思考海外求学的选择。事实上，全球各所大学都在思考高等教育的未来模式。被疫情凸显出来的全球高等教育危机可以是中国大学的契机。但抓住契机需要理解历史，透视危机，更需要高瞻远瞩的社会文化视野。
危机中的全球高等教育
危机让业已存在的深层问题更加清晰。疫情发生后，以美国和英国大学为代表的全球高等教育模式的深层问题更加凸显：
1.昂贵的学费。2019年，仅美国的学生贷款和债务就达到1.6万亿美元，约占GDP的7.6%。
2.加强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入学考试成绩相比，学习水平与社会经济背景和家庭地址邮编显现更强的相关性。
3.精英教育。教育和科研排名前列的大学每年仅从合格的申请人中录取少于10%的学生。大量有潜力的学生被排斥在名牌高校的精英教育之外。
4.日益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维持现有模式。英国大学中，外国留学生学费为60亿英镑，占大学年度预算的17%。
5.小作坊式的科研和金字塔型的知识生产结构。目前大学研究机构还是沿袭19世纪德国大学的制度设计，在半封闭的实验室和研究圈内做越来越精细的课题研究。大学科研领域非常类似列维特和杜布纳（Steven Levitt and Steven Dubner）写的“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金字塔顶端的吃香喝辣，低端的家无存粮。
《大学被颠覆》（College Disrupted）作者克雷格（Ryan Craig），用4R形容美国前100名高校的商业模式：排名（Ranking），研究（Research），校园地产（Real estate），高校体育( Rah )。为争夺和维护金字塔顶端地位，大学全力以赴地投资4R，以吸引更多的捐赠和生源。新冠疫情发生后，所有五星级的豪华校园（校园地产）突然空空荡荡。所有体育赛事停止。有远见卓识的全球大学管理者不仅开始反思大学模式的深层问题，也同时前瞻性地思考大学的社会服务性质。
21世纪的大学应该走出精英教育的局限，排名前列的科研大学应该向至少1/4的高中毕业生开放，应该为全民终身教育服务。从培养社会精英向提供社会服务转型，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正处于不得不做的艰难选择中。
高等教育的“特修斯之船”
有着千年历史的高等教育正经历“特修斯之船”的悖论。古希腊神话中，国王特修斯（Theseus）率领雅典战士出征克里特岛（Crete），打败牛魔王，拯救了雅典。为纪念国王的英雄事迹，雅典人刻意要保留特修斯战舰。几个世纪中，雅典人不断调换一块块破损的船板，以求不朽。到后来，全部的船板均被调换过。它到底是新艇，还是旧船呢？全球高等教育正经历同样的悖论：现代大学的基本要素逐步被替换。不过，新冠疫情冲击下，大学加速度奔向分化和重组。
从中世纪算起，大学教学制度已经迭变多次，但这次将是最剧烈的一回。1088年成立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和成立于1150年的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奠定了现代大学的结构雏形。中世纪的大学为教会培养人才，维持宗教制度传承。那时，大学主要关注三个R：读、写，算术（Reading, writing, arithmetic）。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教学大纲（Course curriculum），则是苏格兰人发明推广的。1633年，“教学大纲”一词第一次出现在英文中。苏格兰人信奉基督教长老会教派（新教的分支）。该教派主张人们通过自我学习经文来实践信仰。因为强调自我学习经文，苏格兰建立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Glasgow）培养普通人的阅读能力。为规范和约束普通人的学习过程，格拉斯哥大学推出教学大纲和阶段性考试制度。教学大纲包括学习目标，内容选择，对学习进展的考核。苏格兰的大学建立的教学制度成为后来本科教育的范本。
当代全球高等教育一般以美国大学体制为样本。成立于1636年的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逐渐演变为哈佛大学。殖民地时期，美国建立了9所学院（College）。它们深受英格兰的牛津和剑桥、苏格兰的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影响。美国建国后，通过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1862），各州获得3万英亩的土地，专门用于建设公立大学。后来的两大变革，为美国的大学奠定在全球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一是霍普金斯大学（University of John Hopkins）向德国洪堡柏林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学习，建立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教育体制。它是美国排名前一百所研究型大学的原型。另一个重大变革是加利福利亚大学系统。上世纪50年代，在加州大学校长克尔（Clark Kerr）领导下，加州推广三级大学教育模式。它包括强调研究的加州大学、重视教学的加州州立大学和广覆盖的加州社区学院。此后，垂直设立的三级加州大学系统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型。
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有“特修斯之船”拆旧换新的经历。为了培养与外国打交道的译员和通事，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1898年1月，即戊戍变法前夕，御史王鹏运又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梁启超参照日本学规, 为学校定下规则八十余章。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系统确立。到1911年，全国有公立大学堂3所：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 自1917年初,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 对北大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全校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哲学、中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史学、经济、政治、法律等14个系, 成了旧中国大学的样板。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教育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改造。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构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高等教育的模式。1980年２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5年５月，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大胆借鉴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目标定位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上。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两件大事：一是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由此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二是制定了大学扩招计划。到2012年，录取685万人后，招生人数基本稳定下来。近年来，以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对标西方一流大学的发展模式，力求赶超。
迄今，各国大学的“特修斯之船”拆拆补补，但核心仍然是精英教育。随着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大学必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服务。疫情不仅冲破大学的围墙，也打破人们对精英教育的迷恋。
逆袭的ASU模式
美国有6000所大学，但能够算的上研究型的只有100多所。它们代表创造知识的学校。在金字塔顶端的前25家大学，光研究经费都在10亿美元之上（不包括医学类）。坐落在麻省的几座常青藤大学的教育基金总和超过欧洲一些小国的GDP。长期以来，全球的高等教育强调，既要有雄厚资本，又要有悠久历史传承。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体制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逆袭成功。人们发现，大学兴盛可以不走换旧船板的老路，可以追求横向发展的新模式。
疫情发生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校长克若（Michael Crow）一下子成为媒体明星，因为他鼓吹多年的美国大学危机和超级多元大学模式（Multi-versity），让人们看到未来十年大学发展的新方向。自2002年上任后，克若采取全新的商业模式，让ASU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02-2019年，入学率116%增长，在校生从5万人上升到12万人，研究经费进阶10亿美金大学行列，连续5年被评为最具创新大学。
在他的《第五次浪潮》一书中（Fifth Wave：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克若总结新型大学模式的五大特征：
1.大学教育是社会服务。大学要从掐尖录取思维（Exclusion）转变到合格就能录取（Inclusion）。
2.教育课程设计应该依据“选择”思维，不应该因循“控制”思维。当代的学生不应该被400年前发明的教学大纲约束，按教授认为合适的节奏和流程学习。他们应该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组合课程和完成的进度。
3.让网络技术成为解放的力量，解放时间、地点、经济成本的限制。现代社会生活和工作节奏往往与四年在校学习要求相冲突。学生需要更灵活的网上学习项目。
4.跨行业、跨界、跨国的研究是无穷无尽的知识创造视界。新秀大学不必与传统精英大学在同一个路径上竞争。新秀大学应该无羁绊地在横向领域开拓属于自己的卓越空间。
5.大学的社会服务也有“长尾定律”，即利用新技术制造各种教育服务组合，满足各类教育需求。传统大学按照平均值设计教学产品和服务，浪费了许多全民终身教育的机会。
疫情之前，ASU模式和克若的思维被视为另类。疫情发生后，他们的做法成为常识。几乎每所大学都开始思考和尝试下面的试验：
1.怎样为全社会公民的终身学习服务？
2.怎样从“在课堂时间”的教学大纲设计向“核心能力分类与获取”的设计转型？
3.怎样从教授控制学习过程向学生选择学习过程转型？
4.怎样顺应新生代认知习性，设计类似游戏打怪晋级的阶段性进步学习模式？
5.怎样设计和执行节奏自主、非同步的学习模块？
6.怎样划分”微学分”课程，适应不同程度、不同类比和不同学习偏好的学生，涵盖学生的“长尾”需求？
7.重新想象知识图谱，既要提供知识的系统效能，又要允许学生从各个入口选择完成知识拼图。
8.怎样拆分和组合学习经历，校园生活经历，教学任务和研究任务？
9.在全球大学版图重组过程中，选择资源互补的学校，合众连横。相互承认学分，允许跨校选课，已经在欧盟大学和加拿大大学之间开始。
中国高等教育的机遇
历史不能做试验，但历史上存活下来的规律自证其生命力。每一次符合时代潮流的高等教育改革，都给相应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社会活力。
17-18世纪的苏格兰，是一个人穷、地薄、人口稀少的地方。普及大学教育后，苏格兰为现代社会贡献了瓦特蒸汽机、亚当·斯密市场学说和大卫·休谟的经验科学思想。
19世纪，德国推广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洪堡高等教育模式(Humboldtian Model)。它为德国科学技术大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20世纪，美国加州大学三级教育模式让高等教育走向低成本，广覆盖的道路，并为ASU代表的第五浪潮模式开辟了道路。
目前，ASU模式尚为特例。大多数全球高等教育机构还处于迷航中。这可能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机遇。
从微观上看，中国去发达国家(OECD)的留学生，2019年，71万名，2020年，申请录取人数大约90万。综合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留学生花费在国际教育和生活总金额超过3000亿人民币。它是中国大学预算排名前10位总和的2倍。疫情已经开始改变学生和家长的留学深造观。留住10%的学生，经济上等同于每年多出一个复旦和交大。
从宏观上看，高等教育是最有长期回报的新基建。大学是具有共同体性质的基础设施。它带来广泛的正向社会福利，有长久的溢出效果。大学消费投入和支出越高，跨代的社会流动性、公平性越高。ASU模式显示，在新思维和新技术支持下，中国大学后来居上是可能的。
在高等教育历史中，另一个有生命力的规律则是：大学的功能不能只囿于一个社会文化范围。只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其他成员都具有广泛的吸引力的时候，大学才具备思想的力量。
（作者鲍勇剑为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新闻推荐
□张智全因为被“强制”要求采用“刷脸”方式入园，动物园年卡办理者郭兵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以服务合同违约为由，将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