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孤独与孤独的拥抱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作为一名诗人和翻译家，《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先生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为诗歌翻译和诗歌写作两个部分，“它们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补充，有时，甚至融为一体，这似乎是孤独与孤独的拥抱，是孤独与孤独的互相激励和互相支撑”。

拥抱、激励、支撑，孤独背后，是时间深处的生命印记，是行走世界的广闻博识，是对读书、写作、翻译的深情投入。这是一种丰富的、丰盈的孤独，是一种燃烧着文学和生命激情的迷人的孤独。

一种书本根本无法提供的丰富童年

在高兴首部自选集《孤独与孤独的拥抱》出版之际，新时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话语阳光般流泻。那些凝聚在文字中的深情，原来就是生命本身的澄澈激情。

高兴1963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太湖边的一个小城。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并没有受过特别严格而系统的学校教育，因此有人认为那年代所有时间都是荒废的，高兴不同意这个说法，“那时候的学校教育虽然不正常，但我们在更大程度上亲近了自然，身心获得了更充分的发展。小时候我们游水、打猎、钓鱼，身处乡村，忘掉学校，忘掉书本，忘掉城里的一切。站在田野，钻进林子，或者面对大片大片的湖水，你绝对会有那种身心解放的感觉。那种感觉真好，那种感觉名叫自由。童年伟大的自由。”

没有读多少书，却能时常感受田野、林子和湖泊，高兴觉得自己的童年绝非贫乏，“我的童年有另一种丰富，一种书本上根本无法提供的丰富”。

这种丰富还包括内心里文艺种子的萌芽。“哪怕最单调、灰暗的时代，也会在缝隙中透出些许文艺的气息。”高兴小时候正是成长在一个有着浓郁文艺氛围的家庭，父亲爱唱京剧，姐姐爱歌唱，爱诗歌朗诵。滋养精神世界的还有当时的露天电影，“那些东欧电影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面的接头暗号就是我们读到的最初的诗歌，而那又是一部充满着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电影”。

父母、兄妹、生命中重要的几位朋友，和小时候的经历，这些内容组成了书中“印迹”部分，这些篇章都是很多年前写的，在收入这本自选集时，高兴决定一字不改，“这不是说我当年写得有多完美，而是，我想用文字保持时间原来的样子。时间奔腾不息，很多物是人非，我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把逝去的时间定格。”在行走中与一个又一个世界相遇

16岁不到，高兴就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原本第一志愿全部填的军校，没想到最后被北外录取，短暂的失望之后高兴立即就欣喜起来，因为“终于可以去北京看天安门了”。

进大学后高兴学的是罗马尼亚语和英语，学英语的人很多，但学罗马尼亚语的人当时全国也就几十个，加上那个年代中国和罗马尼亚的特殊关系，所以机会就特别多，从大二开始，高兴就经常陪各种文化、艺术团体到各地参加活动。

毕业之后，高兴又曾以作家、访问学者、翻译家和外交官身份在欧美数十个国家访问、生活和工作。行走，于是成为高兴生命中又一个重要的部分。

在高兴眼里，这种行走的最大益处，是“一下子就拓宽了视野”，“行走是一种更广阔意义上的读书，它让你接触整个世界，让你对世界、对人性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行走是实地考察，是“在场”，它能纠正媒体传递的信息，让人有更为真切的感受。比如到伊朗参加国际诗歌节的经历，就让高兴感觉到了这个被媒体妖魔化了的古老文明的魅力，“因为美军随时可能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的行程很密集也很不规律，有时候会忽然接到通知说次日早晨三四点就要出发去某个地方。我记得那次诗歌节的开幕式，主持人突然宣布总统内贾德先生驾到，话音刚落内贾德就兴冲冲地走了进来。他衣冠整洁，说话也极有文采，他说他对文学艺术所知甚少，但是特别崇拜作家、诗人。那天开幕式内贾德就坐在我前面。这种近距离接触带来的感受，是无法从媒体上得来的。”

还有2010年到战后的波黑参加萨拉热窝国际诗歌节，“到处都是废墟，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依然聚在了一起。”最让高兴感动的是萨拉热窝国际诗歌节邀请函上写的那句话：“即便在战火纷飞的残酷岁月里，萨拉热窝诗歌节也始终没有停止。”这让高兴看到了文学在残酷现实中发出的亮光。那种“在场”，是一种多么珍贵的亮光，“就像苏姗·桑塔格，波黑战争期间总共十一次到访萨拉热窝，有时待上几个星期，有时甚至待上几个月，开着旧吉普，四处巡游，观察，有时还当当义工，把危险当作了必要的衬托，她还在那里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调动起当地一些演员和艺术家，用特别桑塔格的方式导演，并几乎篡改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高兴珍惜每一次行走，行走中的很多瞬间都成为他内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行走就是与一个又一个世界相遇，让你领略一种又一种的文化和文明，让你在行走中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人”。阅读、写作和翻译的互相滋养

从《世界文学》的编辑到主编，读书是高兴的日常生活，“为了选出一两万字来，往往需要阅读二十万字。”相对于这种职业阅读，让高兴觉得“更得我心”的是杂乱阅读，“就像杂粮一样富有营养”。上世纪70年代末，在本土阅读营养欠缺的情况下，正是外国文学提供了替代性的营养，“70年代末《世界文学》刊出了李文俊先生翻译的卡夫卡的作品，很多作家读了之后觉得突然打开了心智。发现原来小说并非只有一种狭隘的现实主义，原来小说可以打破生与死、人与动物，乃至地球与宇宙的边界，小说可以无边无际、无拘无束。这让很多作家意识到我们原先秉持的现实主义呈现的只是一种浅表的真实，文学还应该有一种更高的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在高兴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王府井新华书店新上了一本外国文学书，半夜12点就去排队，现在谁还能想象这样的情景？”一直到如今，高兴每年都会读上百本书，去年读了近两百本，“越读，越感觉谦卑，读书真是用有限去面对无限的一件事情”。

同样让高兴有这种感觉的还有翻译，“年轻时两个月翻译完一本昆德拉的小说，激情可嘉。但越到后来，越觉得诚惶诚恐”，翻译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梦幻宫殿》，10万字，高兴花了半年时间，“现在一天能翻译一千字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翻译毕竟受限更多，因此比较而言，高兴更喜欢写作，写作让他更感觉自由自在，诗歌、散文、片段式的心灵感悟，随时随地都能写下来，“写作需要养成习惯，但也需要停顿下来获得滋养，所以经常会让自己在翻译、阅读、写作几种状态间切换”。“蓝色东欧”的启示

最近10年，除了《世界文学》的日常工作，高兴倾力最巨的，是对东欧文学的研究、翻译、引进和推介。由其主编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和“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蓝色东欧”系列丛书，近10年来陆续引进出版，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高兴说，之所以会有“蓝色东欧”系列丛书，是深以为就译介到中国的外国文学而言，存在着“欧美中心主义”的现象，“而恰恰与我们有着很多共同经历的东欧作家的作品却很少引进”。另外，人们对东欧文学也有误解，“此前主要是红色经典，说到捷克就会想起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但捷克还有赫拉巴尔，还有克利马，应该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东欧文学的丰富和广博。比如对于捷克人而言，比起在中国知名度更高的昆德拉，他们更喜欢能把日常生活的细节写得极具光彩的赫拉巴尔”。

为什么中国读者对东欧文学格外感到亲近？高兴认为，主要原因是，东欧作家的经历也是我们的作家经历过的，因此东欧作家如何处理现实和艺术的关系，对我们的作家而言就极具启示意义，“东欧都是些弱小国家，身处其中你就必须要有一个选择：是当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作家，还是做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作家。米沃什、昆德拉、赫拉巴尔等作家年轻时就选择了后者，他们不断扩大视野，上升到欧洲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和写作”。

在高兴眼里，这种高度直接决定了这些东欧作家的境界和水准，“我们常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其实很容易误导人。它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只有具有了一定艺术高度和思想高度的‘民族的’，才有可能是‘世界的’。真正伟大的作家一定有能力将现实的土壤提高到艺术的高度。这方面，米沃什、赫拉巴尔等东欧作家是典范，众所周知的马尔克斯也是一个典范”。 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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