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中国当代文学已然走向世界
□新时报记者 徐敏
薛忆沩，当代著名小说家，1989年完成长篇处女作《遗弃》，2002年移居加拿大蒙特利尔。近些年来，薛忆沩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空巢》《希拉里，密和，我》以及《文学的祖国》《异域的迷宫》等文学随笔，并不断进行着旧作的“重写”，其中就有2012年的重写版《遗弃》。薛忆沩被大陆媒体称为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
2019年8月，后浪图书公司推出了薛忆沩“文学三十年（1988-2018）”作品集，包括虚构选集《被选中的摄影师》和非虚构选集《大地的回报》，在出版界刮起了一阵“薛忆沩旋风”。记者以此为契机对薛忆沩进行了专访，不过因其一直专注于写作新长篇，10个月后，这次访谈才最终完成。
作品在虚实之间穿梭和流连
新时报：在《被选中的摄影师》这本中短篇小说合集中，读《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这一篇，从行文和写法上我感受到了茨威格的《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这一篇，我又读出卡夫卡的感觉。请问对您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有哪几位？他们给了您什么样的影响？
薛忆沩：你提到的茨威格和卡夫卡都是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作家。但是我那两部中篇作品与他们的关系并不直接，虽然《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的主体部分的确是一封信，主人公给自己最熟悉同时也最陌生的女人的信，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里面也的确充满了卡夫卡式的疏离和异化。有意思的是，这两位都是德语作家。
对我影响更大的应该是英语和法语世界里的现代派作家：乔伊斯、加缪和贝克特等。乔伊斯教会我重视生活和意识里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以及如何用语言去牢牢地抓住这些细节。这些细节是文学必须立足其上的实。而加缪和贝克特将我的注意力引向生活和意识的荒诞之处，也就是文学必须深入其境的虚。在这虚实之间的穿梭和流连让我的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学世界里占有特殊的位置。
新时报：《上帝选中的摄影师》这篇小说是您的代表作，读完令人有“惊艳”的感觉。尤其是结尾，有“欧·亨利式”的精妙。请问这篇小说的构思和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薛忆沩：我的战争系列小说里的所有作品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构思之后才开始写作的，而写作的过程却比较紧凑和流畅。被残雪评价“达到了博尔赫斯的高度”的《首战告捷》是最早的典型。我被作为原型的一位老红军的真实经历深深地打动之后，经过了整整5年的构思，才突然在一天清晨获得创作的灵感，并且很快地写出了初稿。
《上帝选中的摄影师》是那个系列里的最后一篇，它的创作过程也不例外。很多年以前，我在一本白崇禧的传记里读到一个小细节，说桂系当年为了应付蒋介石关于他们堵截红军不力的责问，编出了一个俘虏七千红军的谎言，并拍成电影到处宣传。我马上知道这个小细节里有大故事，于是开始思考真实与虚假的关系。而灵感（包括小说的题目）则是过了好多年之后的一天，我背着装满食物的背包从三公里以外的超市步行回家的路上突然出现的，接下来的写作也非常流畅，有一气呵成之感。
汉语是可挖掘的充满潜力的语言
新时报：对自己过去作品的“重写”是当代华语文坛上您独有的一种文学现象。您曾说引发一系列“重写”的原因是，2009年前后意识到自己对汉语的感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能具体谈谈这种“变化”吗？是对汉语的审美表达能力有了新的认知，还是掌握了多种语言之后又意识到了母语之美？
薛忆沩：简单地说，这种“变化”就是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对自己语言能力的怀疑甚至否定。那是一段痛苦的日子，每每翻读自己以前的作品，包括像《出租车司机》那样的名篇，都有愧疚之感。开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才意识到是自己对汉语的感觉变了，要求高了。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神奇的“变化”，原因肯定非常复杂。我想多种语言的撞击，还有多种学科的融合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我非常感激这种最后恐怕只能用“天意”来圆说的变化。一个写作者在自己好像已经“名就”的时候居然还有机会知道自己并没有“功成”，前面还有包括“语言关”在内的许多关要过，这真是莫大的幸运。
新时报：在各种语种的写作中，您认为汉语是一种优势语言吗？
薛忆沩：我之前是有将来要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野心的。经过这个变化之后，我决定终身坚持汉语的写作。不仅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汉语是具有优势的母语，更因为我意识到汉语还是一种有待用文学创作来进一步挖掘的语言，充满潜力的语言。我这10年来没有中断过的“重写”就是一种挖掘，而我这10年来同样没有中断过的创作同样是一种挖掘。
我拖欠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才完成我们的这次访谈，就是因为我从2018年底起就一直在专心创作自己最新的长篇小说。从内容上说，我想完成的是一部“人性的百科全书”。而从语言上看，借用时髦的说法，这部长达40万字的作品可以称为是挖掘汉语潜力的一场“狂欢节”。
新时报：依照我粗浅的阅读经历和认知，您和残雪有些相似之处：比如都远离浮躁喧嚣的国内文坛，作品也都更专注于向内挖掘人的心灵和精神。2002年您接受采访时说，当代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残雪。如今18年过去了，您依然这么认为吗？
薛忆沩：我大概还是会这么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许多不错的作家。但是，残雪是最符合我的“作家”标准的一位。尤其是从随后这30年的文学状态和生活状态来看更是如此。她大概也应该是在那个黄金时代成名的作家里少数至今还“不忘初心”的一位。我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就认识了她，那时候她还是刚发表过一篇小说的文学青年。这么多年过去，她还是那样认真、那样执着。
残雪还有一个很值得称道的地方，除了迷恋于解读西方文学经典之外，她也非常关心中国同行的作品，并且会主动去写同行作家作品的评论。国内现在一些优秀年轻作家的名字，我最早都是从她那里听说的。我有一次忍不住在电话里调侃她的这种认真，问她到底是为了找朋友还是为了找敌人。从这种对国内同行作品的认真，完全可以看出残雪对文学一贯的诚意和激情。
当代中国的文学作品相当成熟
新时报：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把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至少是那些翻译成外文而广受评论注意的小说）贬为垃圾，他认为最好的当代小说也不过是一般，不足为道。他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作家的视野过于狭隘。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也是这种观点。请问您同意这种看法吗？海外的生活和写作经历，开拓了您的创作视野吗？
薛忆沩：我根本不将这当成是深思熟虑的看法，而当成是信口开河的说法。我当然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当代中国的小说、诗歌和戏剧都已经相当成熟，已经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也在不断出现优秀的作品。就以我自己的《深圳人》为例，它的英语版出版之后受到很大的欢迎，蒙特利尔的国际文学节给它颁了奖，蒙特利尔的书评杂志也将我这个“外人”当成他们的封面人物。而《深圳人》的法语版出版之后，加拿大最大的法语报纸给了它最高级（四星）的评分（他们自己的书都很难得到的评分），还将对我的访谈发表在报纸的头版位置。这完全不是处理“垃圾”的方式。
我从小就是生活的敏锐观察者，10岁左右又开始“博览群书”，视野的开拓主要得益于阅读和观察。海外表面上非常单调实际上极为丰富的生活当然也为我现在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养分。我之所以能够在今天出版纪念自己“文学三十年”的两部选集，与自己这30年里正好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别处”无疑关系确凿。
新时报：对“汉学家”，您有什么看法吗？薛忆沩：我一直觉得汉学家是一种很奇怪的文化现象。比如为什么世界上不存在与之对等的德学家、英学家？换句话说，精通德国文化和英国文化的中国人也肯定不少，为什么他们关于那些文化的看法和说法却不会被那些国家的人重视？我觉得，过于在意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和说法并不是一种很健康的心态，相反，它很可能就是一种文化视野狭隘的表现。文学的最后评判者是普通的读者，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有一天，我们街上那家大超市里那位负责鱼肉档的师傅突然举着手里的屠刀，用法语激动地与我打招呼。那让我非常吃惊，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与他说过很多话。还没有等我醒过神来，他接着说：“我读过你的《深圳人》，很喜欢。”这是我在海外生活里难忘的开心时刻之一。
我相信中国文学更需要的是广大普通读者的喜爱，而不是少数汉学家的认可。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喜爱才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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