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救援人眼中的极限、风险与救援

张家界女翼装飞行员最后一跳画面公布张家界女翼装飞行员失事的消息,王旭东一直在关注。固然因为各种新闻APP的推送,更是他身为绿舟救援队成员的本能。

“非常遗憾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翼装飞行一旦出事可能就是大事。”手机那头他的声音,带着职业的冷静和客观。“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意义。”

两年前亲身经历过泰国少年足球队的“世纪救援”,王旭东很明白,险情往往来得猝不及防,有时需要总结原因,有时就是没有原因。身为一个热爱户外运动的救援者,他依然强烈地赞美探险精神,只是强调一定要准备充分,将救援前置。

极限不是问题超出才是

12日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取景拍摄纪录片时,两名翼装飞行员中的一名女性在飞行路线偏离后失联。多支救援队持续搜救后,18日接到当地村民报告,在玉壶峰北侧下方一处密林内发现一具遗体,后确认为失联者。

根据相关部门通报,遗体发现地点海拔高度约900米,距其在空中直升机上起跳的位置垂直落差约1600米。经后期确认,她的降落伞包未打开。

曾在天门山飞过的翼装高手盛广强此前接受采访时谈道,女飞行员本来进行的是高空翼装飞行,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能在900米以上的安全高度开伞,从而飞入了自己并不擅长的低空领域。

未能开伞的原因尚不清楚。从救援的角度,王旭东表示,这次事发后6天就找到失踪者,搜救时间已短到让他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山岳搜救最关键也最困难的就是对失踪者的定位。在此次事件中,失踪者从高空跳下后失联,需要搜索的范围非常大。”失踪者并未携带通信设备,无法利用定位系统直接获得准确位置,增加了搜索的范围和难度,等于“盲搜”。

而山区地形复杂、植被茂密,独有的小气候又容易形成雾气、降水等,影响飞机飞行和能见度,因此无论是飞行器在空中排查,还是地面人工搜索,都受到极大限制。

事故令人唏嘘,包括“国内翼装飞行第一人”徐凯在内,圈内多人发文悼念又一个爱好者的离去,舆论也再次聚焦这项极限运动。

尽管有很多次救援的对象就是类似的户外运动爱好者,但王旭东和他的绿舟同伴一致认为,极限运动带有很强的挑战性、观赏性甚至高科技性,体现了人类认知世界、超越自我的勇气。“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能做的就是准备充分、量力而行、懂得放弃。”

翼装界也很反对称这项活动“死亡游戏”的说法。早在2017年,徐凯就说过,他看过太多付出生命的案例是“太着急”造成的。“如果你只是想满足飞行的梦想或体验这种自由飞翔的乐趣,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你没有必要去做超出自己极限范围的尝试。”

救援不是大片拒绝心跳

翼装飞行惊险刺激,但救援要稳,拒绝心跳——就如同两年前那场“世纪救援”。

两年前,一支泰国少年足球队在清莱府一处洞穴探险时,因暴雨积水被困,在全球近千名救援高手的努力下,18天后平安脱险。王旭东所在的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当时派出5人赴泰。

获救的12名少年成为明星人物,这场全球瞩目的大事件被拍成了大片,而曾短暂曝光于聚光灯下的救援英雄们,生活早就回归了鸡毛蒜皮。

绿舟队员们清楚,轰轰烈烈、奇迹反转,那是大片。真实的救援,“枯燥,非常枯燥”。

泰国那回,是“百年一遇”的极端情况。洞穴狭窄曲折,不见天日,多处洞道被水淹没,救援难度极大,因此汇聚了世界顶级的洞潜专家。绿舟救援队曾试图在洞穴上方的山上寻找支洞,把水平搜索变成垂直搜索,以解决洞内潜水困难。但更多时候,是在收集信息、研究图纸和无穷无尽地等待。

尽管最终的救援方案还是选择了洞潜,不过有天晨会时,在例行的泰国国歌后突然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那一刻,“还是有点小骄傲的。”队长王林说。

三千公里之外,绿舟秘书长董萍则带领一支20人的队伍在京轮班坚守,“前方起码半小时回传一次信息,后方24小时随时提供各种后援支持。”世人眼前的惊心动魄,由背后一件又一件烦琐的工作堆积。

“世纪救援”尚且如此,日常救援更不用说。

最常见的救援和这次张家界天门山救援一样——找人。寻找迷路“驴友”,有点像警察拉网排查,得把可能的路线一一用脚量过。绿舟队员王波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对救援充满幻想的青年满腔热血地跑来当志愿者,然后被“走啊走”浇个透心凉,最后再悄无声息地离去。

啼笑皆非的例子也有。有次在百花山,王旭东和迷路者隔着山谷吆喝,对方表示自己筋疲力尽,一会儿得抬着才能下去。结果碰面之后,“包都不用我背,浑身使不完的劲。之前就是吓得,如果他能冷静一点,可能都不需要我去”。

即使遇到真正危险的场景,热血上头的“大片式”救援也不是正确姿势。救援虽然涉险,但不能冒险。“别看大片,这和现实没什么关系。”王旭东说,“我们定的方案一般是非常保守的,但安全。”

要说不刺激也不全对,毕竟救援经常见尸体。“也会害怕的。要说怎么能平静,说白了就是见多了,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整个救援。”队员杜连洋表示自己不是天生胆肥。

公认胆大的是王旭东。部队大院里长大,从小就想当兵,进行过各种自我训练,包括“晚上独自无照明上山进个坟地”。进入救援领域后,有机会他会去医院急诊抢救室观摩,既提高急救水平,也算心理锻炼。

要胆大,还得“心硬”,尤其是遇险者家属在旁边哭的时候。王旭东的经验是:“要冷静,甚至冷淡。太动情,就会失去对风险的客观评估——你会冒险,你的队员会冒险。”

而救援的第一原则就是救人者要先保证自身安全,冒险是大忌。

救援不是目的无险才是

几年前在广东,一个孩子在河边洗手时不慎滑入水中,家人着急下水救人,结果酿成了七人遇难的惨剧。全家唯一会游泳的舅舅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不是说会游泳才可以救援,即使不会,也可以递棍、抛东西,但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王旭东感慨,如果当事者有救援的基本知识,或许悲剧可以避免。

这也是绿舟积极开展防减灾培训、努力实现“救援前置”的原因——救援的最高境界,是无险可救。

在王波眼里,救人只是一个动作,而救援是个体系,包括能力建设和风险评估。“没有经过培训的救人动作,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

相比技能,普通人更欠缺的是风险意识。有一年北京昌平马刨泉有人溺亡,绿舟前去打捞,第二天早上才找到溺亡者。那里是挂着牌子明令禁止野泳的,但队员们还在把尸体往上捞着,旁边又有人下水了。

这一幕让王波至今耿耿于怀。“他们的内心独白可能是,我不会那么倒霉。但老话常说,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正因如此,对泰国足球队获救后明星般的待遇,绿舟也觉得值得商榷。清莱的那处山洞,入口写着“雨季禁止进入”。“这种英雄般的待遇,可能反而是一个错误引导,因为从救援者的角度看,事件本身并不值得提倡。”董萍说。

救援是免费的,但培训收费,这让绿舟实现了机构运营费用的自给自足。

在绿舟,绝大多数成员是不拿报酬的志愿者,早期参与救援甚至是自掏腰包贴钱。绿舟的很多老人,都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赴灾区做过志愿者。灾难无情人有情,那场大地震带动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一年也成为中国民间救援元年。

从2008年起,做民间救援,志愿是基础。真的愿意,才能坚持。

于个人而言,能坚持到现在,王旭东是“自己喜欢,家人也不反对”,杜连洋理解为“责任和事业”,王波想到了“马斯洛需求理论”。各有各的道理,有险情的时候,上就是了。

汶川地震十年后,国务院设立了应急管理部；属地救援机制逐步建立；消防扩大了职能范围,开始被叫作“综合性消防救援”。在王波眼里,“这都是我们国家迈向救援新高度的标志”。

但民间救援仍在发挥力量,与消防救援互为补充。此次参与搜救翼装女飞行员的也有诸如蓝天救援等多支民间救援队。

回到这次翼装飞行事故,王波代表大家“澄清”:“有安全意识不代表因噎废食。如果没有探险精神,就没有我们这帮人。”

国际野外医学协会野外第一响应人、国际搜救教练联盟岸际救援证书、RQ3技术绳索救援证书、开放水域进阶潜水员……厚厚的一摞证书,黝黑发亮的皮肤,都能说明王旭东对户外和探险的热情。

探洞、爬山、潜水,年近半百的王旭东都热爱。他说,极限运动传入中国比较晚,“如果再年轻20岁,我也很有可能去尝试翼装飞行”。

但另一方面,绿舟救援队建议户外爱好者,要有充分预案和准备,尽量团体行动,不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毕竟,命只有一条,安全永远第一条。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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