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中医 生命的哲学
【编者按】中医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被称为“生生之学”，是关于生命智慧和生命艺术的学问。中医与民族是同生共死的。所谓“逆行”，是中医的世代担当。中医在“疫”火中重生。在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大亮点。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超九成患者使用中医药治疗。
作家张曼菱是改革开放后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她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年轻时当过知青插过队，管过药房给乡亲们号过脉，曾“用命试出了中医的真伪”。今天我们刊登这篇文章，以期更好传承中医这一民族的瑰宝，栽培好这棵给子孙万代庇荫的大树。
妙手回春
我不到一岁时患上急症，民间叫“抽风”。小人儿痛苦抽搐，口吐白沫，十分危重。父母都是“新派”人物，立即抱着我送往法国人在昆明开办的甘美医院，却被宣判“无望”，放弃救治。
父亲请匠人来家，为我量身定做小棺材，以尽对这个小生命最后的爱。
忽然门外传来摇铃声：“谁家小儿惊风，我有祖传秘方……”这一刻，恰似《红楼梦》。奶奶急奔出门，拦住了那个游方郎中。
我曾多少次想象当时的情形：一个衣着潦倒、面目沧桑的江湖郎从行囊中取出四粒黑色的大药丸，吩咐每粒分成四份，以温开水服下。
奶奶喂我，父母任之，不存希望。撬开小嘴，第一份咽下，我停止了抽搐。母亲说，当时还以为“完了”，仔细一看，是宁静了。按时辰，将第二份服下，我睁开了眼睛，骨碌骨碌四处看。四粒药丸没有吃完，我已经能辨认亲人了。
在那个年代，凡是有点知识和家底的人，都以去西医医院为上策。而我，用命试出了中医的真伪。
“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着某些偏激，在对待自己传统医学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医显然是被误伤了。不知何时，游方的郎中没有了，“祖传秘方”变成笑料。当屠呦呦女士以青蒿素拯救非洲，荣获诺奖，中医中药才在世界上喊响了“这一嗓子”。屠呦呦说，祖国医学里还有许多珍宝值得后人发掘。
伴同生死
2000年春，我到京采访李政道先生。我带去一盒云南的天麻、三七药材。有人告诫我：“人家留洋多年的学者，不会要你这带土的也没有消毒的东西。”而李的同窗沈克琦先生却说：“李先生信这个。他这次来，就是特意到北京中医医院去看病的。”果然，李政道很高兴地收下了。
中医顽强地生存着，“清贫”是它的特征，也是它与人民不可断的纽带。在城市中，似乎有一种“势利”的思维，仿佛只有底层百姓才会去看中医吃中药。其实，许多患者在接到西医的无情宣判后，总会返回民间，到陋巷和山里去寻求中医的救治。而中医，从来没有因无望的诊断而抛弃病人——即使是最不可能有收效的病人，中医也会让他服用调理与安慰的药剂，以示“不放弃”。从这一点来看，中医“悬壶济世”的信仰是高于西医的，因为它是因人创立、为人所用的医学，可陪伴人的生死。
“疫”火重生
如今在中国，所谓“没有硝烟的战役”，再也不是中医和西医的“对决”，而是二者携手同战病毒。引用武汉抗疫前线一位西医的话：“中医在这次战‘疫’中表现耀眼，有目共睹。 ”
就在前几日，世界卫生组织谈到：“80%的新冠肺炎患者是轻度症状，能够自愈或治愈，并不会发展为重症。”轻症患者的“自愈”和“治愈”，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 “排毒”过程。如果没有中医的介入，“自愈”对于很多基础体质不好的人，是很难实现的——病毒损坏了人的生理机能，生命非常脆弱。中西医护工作者以人为本，联合对抗疫情，才构成了“自愈”的安全轨道。没有中医，轻症患者的占比恐怕不会是80%。
背靠民族的根基之学，中医正在成为开放的医学，吸纳西医的诸多手段，补充自己的“短板”，尤其是诊断标准。而西医也乐于“就地取材”，与中医握手言欢，正在成为“中国式的西医”。疫情中的医者，也是仁者与智者，正在创造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观。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句话本是中医的医理，也可成为疫情中的我们自强不息、正气凛然的座右铭。张曼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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