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疾控系统久经考验但仍需完善
担任过世卫总干事的陈冯富珍女士曾表示：中国疾病防控能力全球领先。这话不假，我们在防控动员能力等方面的确领先，但我们整个国家都处于变革转型时期，这套防疫体系也不例外，同样处于过渡转型期
防疫层级管理的财政隐忧
大象公会发表徐子明的文章说，任何国家的传染病防控体系都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都有成本顾虑。在我国，管理每一件事情都涉及两个因素：央地关系，财政。传染病的应急处理也不例外。由此，我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可以将1989年通过的《传染病防治法》与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作为分水岭。我国早期的卫生防疫基本上是“举国”体制的。卫生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消除传染病的目标以行政命令形式下达，动员辖区内整个社会参与，虽然劳师动众、社会成本巨大，但对天花、结核、血吸虫等典型危害传统社会的传染病也颇有效力。
在死磕掉这些古老疫病威胁后，传染病开始退出国人的日常，变成了一波一波的小范围暴发。这种情况下，“举国”方式也就不再经济了。1989年，我国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此后，现代的、合规的层级管理主导了传染病防治工作。小的疫病流行归当地区县政府的疾控部门管；面对较严重的疫情，市里甚至省里往往会组织应急指挥部。如果疫情继续严重下去，国务院下属各部会成立专门的工作组。
但层级管理也有弊端，主要是财政隐忧：传染病暴发属于突发情况，年初预算基本无法照顾到。一旦出现疫情，出这个急钱的，究竟应该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还是医保资金呢？钱的问题，是理解中国传染病防治与应急处理系统的核心。比如抗击非典，就没有明确的央地分工和预算，拨款的使用渠道也难免混乱。当年的“SARS防治成本研究组”估计，全国防治非典的总成本约为1100亿-1300亿元，其中存在的无效成本，可以通过更好的财政制度和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来避免。非典疫情的种种问题，促进了中国的公共财政改革，完善了风险控制与应急机制。现在，中国的疫情财政仍然采用地方为主、中央补助的基本思路，但优化了细节和操作。武汉疫情暴发后，国家紧急向湖北拨款10亿元，国开行向武汉贷款20亿元，现金流远好于非典时期的大多数城市。至于为什么还有医院向社会寻求装备物资捐助，除了病人数量暴增外，可能还存在其他原因，有待疫情过后发现、总结、分析。
这就是中国卫生防疫管理的问题所在：强社会控制的“举国”系统逐渐失效，与市场接轨的现代管理体系则尚未健全。
防疫级别升级的时间成本
现行的2013年修订版《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了39种必须报告的法定传染病，按照防范程度从高到低，分成甲乙丙三类。其中，最被严防死守的甲类传染病只有两个：鼠疫和霍乱。这两种疾病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很难兴风作浪，那它们为什么还能稳居“甲类”？主要原因在于这两种疾病虽然相对容易治疗，但传播极为迅猛，如果不及时通报，很难一下子扑灭压死。所以，对于生命威胁性更大的HIV/AIDS不是甲类，而是乙类，因为它的传播渠道相对可控，不至于动用防控甲类传染病的手段。
现行《传染病防治法》中，法定甲类传染病被规定得非常死。这种严格的规定，部分是考虑到法定甲类传染病享有很多“特权”，如封锁疫区（封城）、强制交通卫生检疫、死者尸体强制火化。并且只有甲类患者才必须隔离，乙丙类如果没有特殊规定，不是必须隔离。这种分类包含了一个暗示：甲类可以“举国”防控，乙丙类则用不着“举国”。
面对新发疫情，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也都较少使用全面动员、强制隔离手段，一者因为这样的手段负面影响过大，必须谨慎使用；二者是日常防疫检疫工作比较到位，而且大都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
把法定传染病规定得太死，又缺乏相应的防治应急预案，曾经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非典之后修订的2004版《传染病防治法》对此作出了补充。现在，其他威胁严重的传染病——非典、肺炭疽、禽流感和这次的新冠肺炎，可以通过国务院批准，采取甲类的预防、控制措施。
但层层报批所需的决策行为和行政流程，必然会耗费着包括时间在内的诸多社会成本，一旦对疫情预估不准，则难免导致严重后果发生。在这次疫情刚发现的时候，它不是任何一个级别的法定传染病，也不像非典和禽流感，一上来就造成死亡。在没有强力外部干涉的前提下，诸如新冠肺炎这样的新发现传染病，只能随着威胁强度的升级，逐级升级针对它的防疫级别。
防治新型疫病的悖论难题
自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们最爱联想对比的，便是2003年非典疫情的经验教训。非典的确提供了非常多的经验教训，且重塑了中国传染病疾控体系。
传染病统计依赖两个重要的因素：统计口径和诊断方式。在非典暴发时，我国的诊断水平还很有限。非典和普通肺炎、流感的症状表现非常相似，所以只凭症状诊断不行，必须要结合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技术，把这种特定的病原给揪出来。而“揪病原”恰恰是最难的。非典开始后，用了将近一个月，多家实验室才陆续表示找到了冠状病毒，到4月16日由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直到当年5月，中国一家基因公司才终于找到一份靠谱的病毒样本，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测序，研制出针对性的诊断试剂盒。
现在，“揪病原”已经没那么难了。这次在疫情出现两周之内就完成了基因测序，并设计生产了30多种诊断试剂盒。但新难题又产生了。诊断试剂盒一旦做出来，诊断就需要以其为最终依据；试剂盒如果供不应求，一些疑似患者只能自己回家待着。而且试剂盒在生产出来后，还要经过相关检测，并将检测结果报到省里审核之后才能统一使用。这些步骤都需要时间和实验室的资源。也就是说，有了试剂盒，诊断准确性提高了，但诊断时间加长了，这样的悖论导致部分疑似患者待诊。后来在核酸检测之外增加了CT影像诊断这个权宜之计，才解决了这一难题。
总之，防治新型传染病是极其困难的，国家疾控管理系统也必然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但今天的中国应急资金充足，生物医疗技术发达，又有体制的强动员能力加持，加上舍生忘死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们的努力，相信没有什么瘟疫是不能战胜的。 （孙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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