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自一人,群起而随之 明人的“时尚”
若追忆起明代大一统履历,无论对“仁宣之治”的溢美,还是对“郑和下西洋”的热议,甚至探究北部边防与海疆的策略,都难脱王朝历史叙事“自上而下”的惯常视野。社会与文化是一个持续变体,明既承袭汉唐衣冠,又有对传统秩序的某种反叛,无论是经济结构、政治氛围的变化,“社会流动”的加速及其对等级制度的冲击,还是思想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都在民生日常中显现千类万绪的反射,其中民间的“时尚”就是观察明代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个独特的标本。
自明代中期以后,慢慢形成一股追逐“时尚”之风。这就不能不提及“时尚”“时样”两个专有名词。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时尚”一词始见于明代。什么是时尚?晚明名僧袾宏所著《竹窗随笔》有如下解释:“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这就是说,时尚的形成,通常“唱自一人”,而其影响力则是“群起而随之”,形成一股区域性甚或全国性的冲击波。
先说“一衣一帽”,这显然与“时样”一词相关。在明代,江南儇薄子的衣帽样式,无不更改古制,谓之“时样”。那么,什么是当时的“时样”服饰?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加以说明:笔管水袜。明代最初使用的布袜大多以宽大为主,在膝际缚住。但一至晚明,这种宽大的袜子已经不再流行,转而改为盛行窄小。这种窄小的袜子,又称“笔管水袜”。
再来看“一字一语”,大抵可以从俗语、清言两个方面加以考察。明代的江南,市语已经相当风行。明代小说中的歇后语,如“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其出典显然是当时流行的谚语,应为“南京沈万三,北京大柳树”。这些原本出自曲中的时尚流行语,在慢慢延及普通平民的过程中,最后更是“衣冠渐染”,开始被一些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此外,在明代江南文人士大夫中间,流行一种清言,显然与他们讲究清雅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朱存理,就著有《松下清言》。
无论是衣帽、字语,还是器物,其时尚的形成,通常倡自一人,于是在明代又出现了许多时尚人物。在明代,文化人如果想成为一个时尚人物,只能依靠他们的著作与行为。如果他们是首倡者,并引发一种群起仿效的效果,最后形成一种“时尚”,那么这些人就堪称时尚人物。在明代,真正称得上时尚人物者,应该说只有李贽(以“卓吾”著称)、陈继儒(以“眉公”著称)、王稚登(以“百谷”著称)、袁黄(以“了凡先生”著称)、袾宏(以“莲池大师”著称)五人。
在晚明,苏州、杭州应该说是当时最为时尚前卫的城市,为此形成了传播一时且又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苏样”“苏意”“杭州风”等专有称呼。
明代有一句俗谚:“苏州样,广州匠。”所谓“苏州样”,在明代尚有一个相关的新名词,就是“苏意”。这个名词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苏州已经成为领导当时天下时尚之都。在明代,苏州的得名,并不是人造的园林之胜,而是这座城市中的人。所谓苏样,明人沈弘宇《嫖赌机关》卷上曾有这样的解释:“房中葺理精致,几上陈列玩好,多蓄异香,广贮细茶。遇清客,一炉烟,一壶茶,坐谈笑语,穷日彻夜,并不以鄙事萦心,亦不以俗语出口。这段高雅风味,不啻桃源形境。”至于苏意,可引明人吴从先在《小窗自纪》所释为例:“焚香煮茗,从来清课,至于今讹曰‘苏意’。天下无不焚之煮之,独以意归苏,以苏非着意于此,则以此写意耳。”可见,同是焚香、煮茗,一般的人重在其内容,也就是实用的价值,而苏州人则重在这么一种形式,不过是写意,表达一种意境,也就是重视其中的美学价值。显然,所谓的苏意,应该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服饰时尚,二是“做人透骨时样”。改用今天的时髦话,就是走在时代前列,永远是时尚的弄潮儿。那么,怎样的人才算得上“做人透骨时样”?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在《秣陵春》传奇中,借用纨绔子弟真琦之口,说出了这种生活的基本特点,也就是玩古董、试新茶。
(文/陈宝良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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