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 今日国内> 正文

编辑朱岳 做出版,不能利用人性的弱点去发财

新京报 2020-01-04 00:42 大字

朱岳是谁?小说家,民间哲学家,前律师,豆瓣红人,秃顶会会长,新手爸爸,以及文学编辑。近几年,为了卖书,朱岳写评论,找朋友推荐,录广播节目,甚至还做起了直播。

在这些头衔之中,编辑或许是最苦的。他们隐身于书页之后,成全着作家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写小说是做上帝,做编辑是做杂役”,但如今,编辑逐渐成为朱岳想追寻的事业。近几年,朱岳任职的后浪文学部表现亮眼,推出一系列曾长期被大陆读者忽视的华语文学作品,也发掘了不少原创文学。2019年,后浪文学部出版的《西北雨》《佛兰德镜子》《纸上行舟》都进入了“2019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榜120本入围书单”。

在严峻的纯文学出版市场上,朱岳和他的同事们,用一本又一本扎实的作品搭建起属于作家与读者的文学共同体。在朱岳看来,“做出版,不能总是靠利用人性的弱点去发大财,而要去认识、弥补和克服这些弱点,这才是我们的天职所在。我们或许是夕阳产业的弱势群体,但同时也是文化的守护者和创造者。”

做书如种树

华语文学大爆炸,我们却视而不见

如果说,引进一个国外知名作家,或者签一个国内大作家,就像把别人种好的树移栽过来,那么引进一个不知名作家,则像是种一棵树。在后浪的几年,朱岳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后浪文学部做的书大致分三类:外国文学;大陆之外的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区域的华语文学;原创文学。后面这两类,是被忽视的待垦土地,也成为后浪文学的特色所在。

此前提起华语文学,朱岳的主要印象还是三毛、席慕容、张大春、朱天心、骆以军;提起“马华文学”,朱岳笑称“第一反应是马华拉面”;提起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乡土题材,揭露黑暗人性。但后浪文学部有两位来自台湾的同事,他们长期关注和阅读大陆之外的华语文学。

一次,有台湾同事跟朱岳商量袁哲生的《寂寞的游戏》的营销文案,提到张大春的评价,说袁哲生与黄国峻是扛起21世纪小说江山的两个人。但这两个人都很年轻就自杀了,他们的书在台湾都已断版。朱岳马上拿了书来读。“很惊讶,写得非常好,不比我读过的任何一位西方大师逊色。”

这本书之后,朱岳更多把目光投向了华语文学,认知也不断被刷新。这种冲击令朱岳意识到,华语文学已经发生了一场大爆炸,但它们的重要性被忽视了。“在地理上的小地方,在文学上不见得是小地方,在那里许多作品的水准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寂寞的游戏》之后,后浪又陆续出版了袁哲生的《送行》、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的《雨》《乌暗瞑》、台湾作家童伟格的《王考》《无伤时代》《西北雨》、台湾作家黄国峻的《度外》。

对于原创文学的出版,朱岳要求严苛。“我做出版不是当好人,还是一定要写得好,要有能震到我的东西。”朱岳想做一些新东西,“新不是时髦,是超越时代,这可遇不可求。”朱岳总结了一套标准,从形式、语言、故事三个方面评价作品,但到最后,他又把这些标准推翻,形成一种直觉。“看过之后,大概就能掂量出水准。”

很多原创文学作者年纪不大,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纯粹。这两年,朱岳发掘了不少能“震到”他的作品,出版了黎幺的《纸上行舟》、东来的《大河深处》、张羞的《鹅》、dome的《佛兰德镜子》、陈志炜的《老虎与不夜城》、董劼的《迁徙的间歇》、不有的《隐歌雀》。

卖书如卖纸

希望纯文学能商业运转,不靠卖惨活着

“如果十万个人里有一个纯文学读者,它就能在商业上运转下去,不靠卖惨活着。”从人口基数上来说,这个要求不算高,但要实现这个目标,朱岳和他的同事们,还在努力着。

后浪已出版的华语文学作品中,卖得最好的是《寂寞的游戏》——两万册。2019年冬天,朱岳参与的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开播,播放量不俗,朱岳说他“没好意思”看,但最令他高兴的是带动了图书销量。尽管这个数字与网红直播的口红销量、爆款电影的票房、乃至畅销鸡汤书的码洋相比,实在不算高。

对图书营销来说,2019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各大出版公司纷纷试水最新营销方式,音频播客,视频vlog,淘宝直播,只要能带动销量,编辑们都挽着袖子下场吆喝。对利润微薄的出版业,促销是把双刃剑。在线上销售平台,打折成常态,图书售价几乎维持在全年5折。有编辑感慨:这年头,卖书跟卖纸一样。

为了卖书,朱岳写评论,找朋友推荐,录广播节目,甚至还去做起了直播,“反正就把我带到一个小屋里,我就介绍原创文学”。前两年不少影视公司来谈小说改编,2019年明显变少了。影视寒冬戳破了过热的IP泡沫,朱岳近两年做的文学书极富实验性,形式感很强,要改编成影视剧也并不容易。这也给所谓文学“变现之路”打上了问号。

原创文学的营销难度是最大的。袁哲生、童伟格、黄锦树等作家,虽然大陆认知度不高,但在其他地区已积累了一定市场基础。对大陆的年轻创作者来说,朱岳做的书是他们的第一本书,市场极为陌生。朱岳于是想出了穷帮穷的“丐帮模式”:民营出版机构瞄准市场上弱势边缘的纯文学写作者,互相帮助抱团取暖。

书号的紧缩提价也使得做书成本在上升。有时朱岳也望着低迷的码洋发愁,怀疑纯文学出版还能不能做下去。“2019年我们计划出的书有18本,实际出来的只有7本。很多时候编辑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就在这片低气压中,去年10月份的诺贝尔文学奖带来了一丝喘息机会。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摘得诺奖桂冠,后浪此前出版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太古和其它时间》销量大涨,安排加印了10万册,2020年1月出版的《云游》也销路不错。“2019年就指着托卡尔丘克了,有了她,2020年我们的原创文学出版能继续做下去了。”

图书营销有时是门玄学。“有些书,你能预料到它会大卖,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但有些你完全想不到,比如我们有本填色书《秘密花园》,谁也没想到能火。”后浪去谈托卡尔丘克中文版权的时候,想必未料到她会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帮助原创文学的出版。

一个编辑的理想

要更新文学观念

朱岳自己也写小说。他的小说常被贴上“中国的博尔赫斯”的标签,他还钟爱卡夫卡、川端康成、布劳提根……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岳也有意无意忽略了原创文学,“许多年,我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同时,我的写作也被这样漠视着。”如今,朱岳作为编辑的工作正多少改变着此类现状。

在朱岳看来,我们的文学出版与写作,整体上还没达到理想的气象。他希望出版能丰富文学生态,更新文学观念,而非只是盯住销量与市场。这是一个文学编辑的朴素理想。

朱岳对文学的热情是隐秘的。他不习惯表达热爱,讲话语调永远平缓,带有漫不经心的自嘲。听者事后咂摸才发现谈话的余味与力量。当被问及如今对编辑工作的感受,朱岳想了想淡淡地说:“我喜欢我的工作。”

朱岳最热切的一次表达或许是在他的小说《蒙着眼睛的旅行者》的再版序言中。他对读者写道:“感谢你们以一种善意的眼光看待这些不成熟的、多少有些古怪的作品,是你们使我不再是一个孤独、可悲、一无是处的人。”如今,他也用编辑的工作,成全了那些“不成熟的、多少有些古怪的作品”。

而作为文学读者,或许我们也可以对这些文学编辑说:要感谢你们隐身于书页之后的工作,是你们让我们的阅读不再只是对投机的屈服、对流量的追逐与对人性弱点的束手就擒。

1977年

生于北京

2000年

学法律的朱岳大学毕业,后通过第一届司法资格考试,实习一年后,成为执业律师。

2005年

转行,从律师成为一名杂志社编辑。同一时期开始在业余时间写小说。

2006年-2015年

辗转于各大图书公司,在多家图书出版机构任职。200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蒙着眼睛的旅行者》,后陆续出版《睡觉大师》(2011)《说部之乱》(2015)。

2016年

入职后浪,后负责后浪文学部,他们推出一系列华语文学、原创文学作品。

采写/新京报记者张婷

新闻推荐

“首都最美劳动者”

昨日,北京城市副中心,获得“首都最美劳动者”荣誉的劳动者们上台领奖。当日,由北京市总工会主办的“最美劳动者微笑带回...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