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回到敦煌后,我就每月给上海家里寄钱。那时我刚刚和老彭结婚,但是还没有孩子,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就给家里寄去60元,自己留15元生活费。父亲留有遗言,他让我的两个弟弟好好照顾母亲。可是他们当时连工作都找不到,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家里。尽管后来我有了孩子,生活也比较拮据,两个弟弟又先后有了工作和收入,叫我不要再给家里寄钱,但我觉得还是该寄。一直到1998年我的母亲去世,我始终没有放下这个家。为什么?因为我不在母亲跟前,我照顾不了家里,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尽一点义务,以这样的方式尽一点孝心。
我从青年时代就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怀疑过。最后,终于盼来了“文革”结束,父亲终得平反昭雪,还给他落实政策。父亲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最后弄清楚了,结论写着“革命工程技术人员”,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资产阶级。
我父亲平反是在1978年,那时我刚把小儿子从农村接回武汉。我知道上海的家人不一定能够很好地面对这件事,所以我一定要回上海去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在武汉回上海的轮船上,我连夜写了悼文。一到上海,我就和大弟说:“你是长子,到时候你要代表全家去念。”后来在追悼会上,我大弟代表全家念了悼词,会后,当着父亲当年的同事和单位领导的面,我冷静地说:“我们单位也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我们那里一个人也没死,而你们单位死了好几个,你们当时那样对待我父亲,他的死,难道你们没有责任吗?”事后他们议论说:“这家老三的嘴巴很厉害。”我说:“我厉害什么?我不过就是说了几句实话而已,我不过是觉得我父亲背负了这十年的污名,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让家属,特别是我母亲就我们的遭遇申诉一下吗?也就是让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一些慰藉,这难道也需要遮遮掩掩吗?”
现在说起我的父亲,我依然感到心痛。我觉得他就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样子,懂英文、有学识,他写给学校老师的信,是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对我的老师也是恭恭敬敬。他一生为人谦和,彬彬有礼。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比较纯正,对于功名利禄看得也比较淡。记得父亲生前为我的工作分配给北大领导写信,并让我向领导转呈信件。我没有听他的话,没有转信。他毫不责怪我,相反教育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去了敦煌,那你就要好好干!我认为他是一个对国家、对事业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从心里觉得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非常纯粹和高尚的。
现在,我还会常常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工作的时候那种投入用心的样子。父亲去世之后很多年,我一想起他,眼前总是浮现他弯着腰画图纸搞研究的身影。
简单相信,傻傻坚持
几年前的一天,中欧商学院到敦煌考察,请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我一到会场,就看到大屏幕上写了八个字:“简单相信,傻傻坚持。”会议还请我发言,我就说:“那屏幕上的八个字,不就是说的我嘛!”当时大家都笑了。
那天演讲时,我就说到了父亲他们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思想非常单纯,我们这一代也还是这样,我们就是相信新中国,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说你们是“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小将,要关心国家大事。我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打过人,也没有参与过抄别人的家,因为我想打人和抄家是犯法的,这怎么能行呢?当时的革委会说你们是学历史、学考古的,你们擅长整理资料,你们就去整常书鸿的材料。结果材料整出来又说材料整得不太好,嫌不够上纲上线。
现在回想“文革”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觉得不该这样做,但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直到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发生之后,我才开始对好多自己曾经相信的事情产生了怀疑。“文革”后期,一会儿“批孔”,一会儿“批邓”,让我反思了很多事情。反思的结果是,希望赶紧恢复停滞多年的业务,希望单位内部不要再搞批判斗争,不要再互相指责,任何时候不能再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事了。当时我嘴上不说,心中还是有点数的。有人说我阶级立场模糊,阶级路线不清晰,说当年常书鸿是给大家“找窝下蛋”,我现在干脆是给人“铺窝下蛋”。我听过就算,也不放在心上。当时,我自己认为邓小平复出实施整顿有道理,不理解为什么又要“批邓”。我想不管怎样,在研究所内部都绝不能再发生互相上纲上线、检举揭发“窝里斗”的事。有一点我特别清楚,就是之后遇到任何问题一定要打个问号,不能盲目轻信。任何时候千万不要跟着风乱转,这个教训太大了,这都是我后来慢慢体会到的。这以后,我遇到任何事情都会不自觉地打个问号,问个为什么。
等到“文革”结束,大家真的是迎来了一个春天,敦煌也迎来了春天,终于可以放开手脚,恢复研究所的业务了。再后来,改革开放来了,市场经济也来了。我们有思想准备吗?经济大潮给文物保管工作带来了许多新问题,社会发展得太快了。
父亲走了以后,我们一家骨肉分离,天各一方。当时,我和老彭刚刚结婚不久,老彭在武汉,我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就回到敦煌。那段时间我比较迷茫和痛苦,感到自己一无所有,离开故乡,举目无亲,就像一个漂泊无依的流浪者。在时代和命运的激流中,从繁华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每到心情烦闷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向莫高窟九层楼的方向走去。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中,远望三危山,天地间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周围没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哭。哭过之后我释怀了,我没有什么可以被夺走了。
但是,应该如何生活下去呢?如何在这样一个荒漠之地,继续走下去?常书鸿先生当年为了敦煌,从巴黎来到大西北,付出了家庭离散的惨痛代价。段文杰先生同样有着无法承受的伤痛。如今同样的命运也落在我的身上,这也许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这样伤痛的人生,不是我樊锦诗一人经历过。凡是历史上为一大事而来的人,无人可以幸免。
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洞窟里的那尊禅定佛,他的笑容就是一种启示。过去的已经不能追回,未来根本不确定,一个人能拥有的只有现在,唯一能被人夺走的,也只有现在。如果懂得这一点,就不能也不再会失去什么了,因为本来就没有拥有什么。任何一个人,过的只是他现在的生活,而不是什么别的生活,最长的生命和最短的生命都是如此。
下期看点: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我已经习惯了和敦煌当地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进洞调查、记录、研究。我习惯了每天进洞窟,习惯了洞窟里的黑暗,并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缕朝阳,然后看见壁画上菩萨的脸色微红,泛出微笑。我习惯了看着洞窟前的白杨树在春天里长出第一片叶子,在秋天又一片片凋落。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有人问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生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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