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序】 伏枥集·序 □沈津
津自“哈佛燕京”退休之后,即接受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之聘,作为特聘专家在中大馆与特藏部的同事一起工作学习。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大多是在其时所写,而又多刊发于《南方都市报》《藏书家》《藏书报》以及一些纪念文集上。
张菊老是超群绝伦、名扬天下的巨人大匠,在纪念老人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我应约写了这篇小文。之前,我已有写一篇《顾廷龙与涵芬楼烬余书录》的计划,而且收集了不少材料,然而在一次和上图的黄显功兄闲聊时,说起此写作之事,他说张老先生的《烬余书录》稿本尚存上海图书馆,而且已列入和出版社合作的影印计划。我听后之所以惊讶,是因为“井蛙”如我,竟然不知涉及此文之最为重要的原稿居然近在咫尺。先师顾廷龙先生是在张老先生的诱掖提携下,为《书录》做了缜密精到的统筹工作,这不仅使《书录》成为后人从事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必读参考之作,也是先师后来多次谈到的快事一件。
顾廷龙先生是我的恩师,从1960年3月始,我即追随杖履,直至我离开上海。我清楚地知道,驽顽似我之成长,离不开先师的教导,他的峭直刚正,不求闻达,克尽厥职,劳不矜功都深深影响于我。津去国后,先师也定居北京诵芬先生处,安享晚年生活。我总认为先师的一生是极为平凡的,他能逐步成为练达老到、功垂竹帛的重要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自有他刻苦的细针密缕、呕心沥血的工作实践,然而把他放在一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大环境下,我们可以发现,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经济竭蹶、物质艰困的战争环境下,先师费了许多心力和张元济、叶景葵诸先生一起为民族、为国家保存了许多先民的传统文化著作。当年的不少私立图书馆都先后销声匿迹,唯独“合众”,包括了许多第一手的档案、会议记录等,这也在中国图书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丽彩。先师在世时,时时提到“合众”,盖其感情之深,就似从小带大的孩子般。“合众”是一本书,是非常值得研究图书馆史的学者进行探索的一个课题。
我在进入版本目录学这个领域后,就受到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先生的教诲,那时三公正值半百茂齿之年,功业处于巅峰时期,这种缘分是五十年来在中国图书馆学界从没有过的,不要说是三位,即使是其中的一位,也是百载难逢,所以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唯有奉命唯谨、临深履薄、刻苦学习而已。如今三位导师墓有宿草,然而他们的芝宇仪观却时有呈现。我过去曾写过顾、潘二师,但瞿公过去仅见谢正光兄发表在中国香港《明报月刊》上的一篇,国内知道的人不多,瞿公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在晚年将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书悉数捐献国家,这在当时功利第一的社会中绝对是一股清流,是值得大书而表彰的。
赵万里先生是当代版本目录学之前辈,我非常敬重他。他编的《中国版刻图录》,是研流略者所必读的重要工具书,而他对北图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有关人士一起奋力保护了重要馆藏而没有流落中国台湾。林章松先生是极为低调的一位印谱收藏家,他对各种印谱的熟悉程度,真是了如指掌,烂于心胸,这不仅在于他的收藏数量大、品种全,稀见本触目皆是,更在于他笔勤多思,研究成果首屈一指,在这个领域中他无疑就是魁首。
五十多年来,津分别在上海图书馆、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过,管理的都是这三馆的珍贵藏书,和古籍善本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说实话,我也确实曾将这三馆的善本书全数翻过一遍,经眼的古籍达四万余部,善本书与普通古籍各半。我在“哈佛燕京”时,曾利用星末休息的时间,费了数月,将库里的所有普通古籍翻了一遍。当然,辛勤的劳动,也换来了许多第一手的新知。书中的《古书的衬页》《金壶精萃》即是其中几篇。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春去秋来,烈日寒霜,时间在重复中缓缓流淌,我也从青丝到白发,年少到迟暮,这也是每位过来人必经之路。津这一生都在图书馆中度过,又始终在一线工作,每天面对各种线装古籍,尝试着与古人对话。“人生七十古来稀”,虽是夕阳桑榆,暮岁余年,但对于我来说,时时念到的是还需扬蹄奋进,尽早结束手头上两本书的写作,也好给自己的工作画上一个句号。
《伏枥集》
沈津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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