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阳 人要摆脱天性的奴役，就要有对美德的追求
黄孝阳，1974年生，江西抚州人，现居南京。著有长篇小说《众生：迷宫》《众生：设计师》《旅人书》《乱世》《人间世》等，小说集《是谁杀死了我》等、文学理论集《这人眼所望处》等。曾获“中国好编辑”、“中国书业十佳策划人”等奖。
《人间值得》
作者：黄孝阳
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10月
“70后”作家黄孝阳的新书《人间值得》讲述的是“张三”的故事。
张三的身份很复杂，就像这个复杂的社会把各种元素集中投映在了同一个人身上——他是“张书记的儿子”（养子）、县办公室职员、掌控整个县城水泥生意的商人，还是个写作者和思考者。整个故事就是张三以上述身份进行的自我讲述与思考。
张三自认是个“恶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恶，知道权力、欲望、金钱与物质在社会中的等级秩序和交换法则。他会问：“我的恶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这是一个有着自我认知焦虑的恶人，因此他在恶和恶的反面之间摩擦着，扭曲着，发出了长嗥。他知道这些社会法则，也依赖这些社会法则，却在长长的漫游中认出了这些法则在自己身上展现的恶，并因此靠向了真实和自由的另一侧，就像一个人从此岸出发，历经艰难困苦，终于游向了彼岸。
一趟自我认知的奇异旅程
新京报：为什么给新书起名为《人间值得》？这名字很容易让人想到网络流行语“人间不值得”。
黄孝阳：这个小说在脑子里盘了二十年，写了近两年。是先有书名的。在我还没有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这个书名就跟钉子一样敲在脑前额叶。那时这个流行网络语似乎还没有出现。
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因为它本来就应该是这个名字。一辈子风和日丽，这是福气，但说此四字，过于轻薄；只有从深渊里爬出来的人说，才有惊心动魄的力量。
新京报：书中主要讲的是主人公张三的故事，一个“恶棍的生成史（也包括了弃恶从善），一个自我认知的焦虑史”。张三自称是恶人，贪婪、龌龊、堕落、冷血，但却有很强的生命力。“恶”与“生命力”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黄孝阳：今天的人是一个被不断规训的结果，牛逼点的人说一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矩还是存在着的。但这个矩并不是真理，具有永恒的不可侵犯的神圣属性。人子之光便在于不断探索，路漫漫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谓的恶，在某些时候便成为必要的手段，它将打开经典（社会）囚笼，放出笼中之虎，从而开始一趟自我认知的奇异旅程。这段旅程上固然有鲜花流水，但少不了毒虫猛兽，这才是真实的、完整的、丰富的“人之一生”。
新京报：关于张三这个人，还有一个问题。他似乎是一个怪异的结合，他是“张书记的儿子”、是水泥商人、作家，还是个思考者。为什么这样设置他的身份？
黄孝阳：不是故意设置。是因为现实。是这三十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给了张三这种人，拥有众多身份的可能性。
孤独几乎是每个人不可救药的病
新京报：书里有一句话，或许是这部作品的主旨（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如果说自由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权利，是至善，恶即由此孕育而生。这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能否具体讲讲这句话？
黄孝阳：人之美德，无一不是与人之天性做斗争的结果。对理性大加赞颂。后来又觉得，若没有人之天性，美德毫无必要。人类尚在进化时。这些不真善美的天性，为这种进化提供了最富有激情的力量源泉——我不知道是谁设计了它们。美德，不过是进化各阶段时的产物，甚至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一夫多妻是，一夫一妻亦然。当然，从个人层面来说，人要摆脱天性的奴役，就要有对美德的追求，这是人子的义务，亦是自由意志所在。
新京报：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切入现实几乎是所有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你的写作观念大致是怎样的？
黄孝阳：相对于其他代际的作家群，70后作家群同时面对着两大命题：一个是民族秘辛、唐诗宋词、新中国文学遗产、风俗与劝诫、日常经验等等的总和，是一条经常被命名为“中国故事”波光粼粼的河流——狭义来说，即对国族的叙事；另一个由互联网打开的富有科（魔）幻意味的对未来的诸多想象，是蝴蝶效应、量子理论、大脑上传、人之不死等等山峰——狭义来说，因为科技进步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打开的景深。
河流与山峰加在一起，便是70后作家要处理的现实。在这个被科技丈量的现实中，人，尤其需要这种能力，在一个更高的维度，重新联结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再极端地说，若文学只是对传统的继承，写作者就要有勇气做所谓文学的敌人，乃至于与自己为敌。要想拥有世界文学的高度，就得彻底摆脱乡土中国的经验一一从故事模式到叙事技巧。
新京报：这部小说是滔滔不绝式的作品，书中有很多议论，似乎这部作品的核心即是这些议论，也有很强的抒情性。如何看待经常出现在小说评语中的“克制”这个词？
黄孝阳：克制是美德，亦是牢笼。或者说所谓的克制包含对现实功利的迎合，而跃出牢笼更多根源于放飞自我的本能。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枷锁即克制。可人还是可以戴着枷锁跳舞的。
再说远点，我们的文学在这个母体或者说矩阵已被置换的今天，又该如何发言，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范式，即，我们能不能找到属于我们今天的唐诗宋词，不是老祖宗的，不是五四一代人的，也不是新中国十七年（1949年-1966年）的，而是真真切切属于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与修辞，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换而言之，我们在观察这个名叫“现实”的人类文明进程时，或许可以把它大致分成两个时期“匮乏”与“相对有余”。吃得饱饭与吃不饱饭的人，这是两个物种。想的事、说的话肯定是两回事。我们在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一个关于人之诗章的新开篇。对“多余品”的追逐将构成人的日常。而以摩尔定律速度涌现的“多余品”将重新开启人的哲学王国与文学王国。
这个重新开启就要求写作者不能太克制。
知识已相对过剩，对知识的消费严重不足
新京报：书里除了故事，还有大量知识性内容，包括历史的、哲学的，乃至经济的等等。你在平常会刻意搜集知识，以便用到小说里吗？你如何看待大量知识在这部小说中的运用？
黄孝阳：知识力是国族最核心的竞争力。简单说几条。一是知识填充文本，细节才能有真实性，才能让蝴蝶成为蝴蝶，罪犯成为罪犯。汉阳造与三八式的射程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让一个持汉阳造的士兵射杀五百米外的敌人；二是知识提升借助了一群人理解世界的观念、视角与经验（小说家是对他们的概括），一个可以信赖、值得尊重的知识结构。说书人不是不好，也就只能骗骗小孩开心，犹如“读者体”与“知音体”，他们说的每个故事，与真正的智性与德性毫无关系；三是知识给出隐喻及语言的活力，比如笑起来像根号二。“所有的未来都包含在过去之中，是对过去的一种意味深长的阐释”，但更有必要强调的是：要真正理解这种阐释，必须使用当下的语境以及各种技术物。你要懂得一台苹果手机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有些年轻人为什么为了获得它不惜去卖肾；四是知识提供结构，公理定律，比如黄金分割例，指导小说的文本结构，隐喻人物内心，测量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最前沿的物理学研究所提供的各种前瞻性理论，为未来千年文学指引方向；五是我们已进入了一个知识社会，所谓新现实。它大致有四个特征：一个知识生产呈指数级增长的块茎结构，一个人可能真正获得主体性（自由）的个人时刻，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戏剧性的现代性景观，一个“技术奇点”随时可能爆发的前夜。“0”与“1”这种二进制逻辑语言奠定了互联网的基础，使人之灵魂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
新京报：后记中所说，你的一位女性朋友看了数页小说，觉得被冒犯了。在开头部分，女性在很多时候的出场确实只是男性欲望的客体。在这部书中，你想表现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黄孝阳：随着脑力对体力的取代，女性将崛起，将主宰，将构建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成为新结构的奠基者，新规则的制定者，新律法的阐述者，新秩序的捍卫者。那些把她们定义为第二性的女性特征，要被扬弃。什么是女性，会被重新书写、定义。
她们将是一个新物种。比如小说中尚在化茧成蝶的朱璇。她是希望所在。
新京报：小说里有种幽默感，不是幽微的那种，而是直白的、日常的那种幽默。这种幽默在小说里起着怎样的作用？为什么用这种语调叙述？
黄孝阳：因为张三就是这种人。每个人都得有属于他自己的语言。我写《旅人书》是用诗的语言，写《乱世》是用文白杂糅的语言来叙事，等等。写《人间值得》当然要为主人公找到一个属于他的腔调。
采写/新京报记者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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