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生气恃风雷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1839，己亥年，这一年，龚自珍一怒辞官，走九千里长路，写下315首《己亥杂诗》，一举实现人生的逆袭，将“己亥”变成自己的“专属年号”。
2019，己亥年，著名学者余世存走进龚自珍内心，再说《己亥杂诗》，力图用文字证实人心超越“中年油腻”、向自由敞开的可能。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余世存认为，“龚自珍于我、于今人是一座恰逢其时的桥梁，借助于他，我们可以获得连通古今的更多思想资源，我们能够抵达自己人生中曾经求而不得的境界”。
在至暗时刻，奔向“诗和远方”
“己亥年（1839）四月，我，龚自珍，奔波在路上。忽忽已近四十九岁矣，早过不惑，将临天命。先哲以为，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这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一个特殊的年龄。己者，自己也。亥者，地支之终也。我的思绪涌动，不可抑止。”
这是余世存读龚自珍的方式。一颗心灵进入另一颗心灵内部，用第一人称叙说心路历程。而这种叙说的对象，是龚自珍的315首己亥杂诗。“著书何以观心贤？不奈巵言夜涌泉。百卷书成南渡后，先生续集再编年。”面对这首诗，余世存接着写道，“我一生著书有百卷之多，但为文字所苦者又何尝不知，写书不如回到内心更真实诚正。只是心中琐碎之言思在如夜的幽冥之地像泉水涌动，他们不断地翻动着我，以让它们现身。就像现在，我雇了两辆车，自己乘坐一辆，另一辆装着我的著作文稿，看着它们，我的人生似乎没有白白地来过，没有白白地流失。这一次，在我付出过、战斗过，南渡回家的岁月，可能是出我作品续篇并编年的时候了”。
事实上，己亥年龚自珍辞职离京之前的那一年，是龚自珍极为狼狈、沮丧和绝望的一年，是他的“至暗时刻”：因为官场潜规则的缘故，他居然被罚俸一年；二因为官场回避规则的关系，叔父做了他的上司后，他必须自动引退；没有了薪水，工作单位也没有着落，生计紧张，再加上流言蜚语，让他左右为难、心力交瘁。龚自珍诉说过自己欲哭无泪的至暗时刻，“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在官场潜规则里，考了六次才中进士，当了大半生小官当然是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的，用现在的话说，他大半生既没混到社会地位，也没获得财务自由，他是一个loser，他奋斗了二三十年，回到了当初几乎一无所有的原点。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旦想通了，离开京城，龚自珍的心态便发生了变化。从“至暗时刻”出走，前往“诗和远方”，龚自珍释放大半生的压抑，至此毕其功于一役，“几人怒马出长安。”怒者，奴心也。只有怒，才能从房奴、钱奴、官奴的状态里解脱出来，从北到南作逍遥游。
英国诗人奥登介绍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类似的行为时说，“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穆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个交代。”龚自珍的出走和南游南归就是对自己的交代，他的成果中就有《己亥杂诗》，“一个庞然的大物。”
余世存以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至暗时刻，龚自珍在己亥年的行旅，一举实现了人生的逆袭。“一生的怀才不遇、挫折，中老年生活的崩溃、绝望，突然因为回首往事和立此存照而得到了安顿和至高的意义。有人认为，在中国干支纪年的六十个年号里，甲子年、甲申年、戊戌年、辛亥年、辛丑年等都有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含义，但龚自珍是唯一的把己亥年变成自己专属年号的历史文化人物。”
“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
余世存认为，从诗词进入龚自珍是一种方便，但龚自珍的面目之丰富远非诗词一项可以穷尽。在当时，龚自珍就得到了一流学者如阮元、段玉裁、刘逢禄、李兆洛等人的推崇；他在算学、地理学、兵学、经学、方言、水利、农学等专业领域的研究，也得到了程同文、徐星伯等专业大家们的认可。更重要的是，龚自珍弘扬的今文经学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使康梁们能够在老大的中国“托古改制”，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主动破局，开启了近代中国大变的序幕。
实际上，龚自珍是对近现代有过深刻影响的思想家。龚自珍的思想影响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嘉庆二十五年（1820），二十九岁的龚自珍就写了《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两篇“雄文”。有人觉得这两篇文字很重要，还想一起刊印发行。当然，对于把新疆建为行省，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对于东南沿海摆脱对洋船的进口依赖，这些大变动的设计，肯定有人反对。这西北、东南的大势所趋，有多少人能感觉得到呢?东南为地户，西北为天门。东南、西北与我家国天下的国运息息相关。自战国时代开始，到太史公司马迁都意识到，东南象征生气，西北象征收获，事物都起于东南，而收功于西北。“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虽然有关时代的大文章没有多少人应和，但龚自珍相信，大势所趋，五十年内，他的话一定会得到应验。
道光九年(1829），龚自珍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写了《御试安边绥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在文章中，龚自珍列举时事，写下洋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使得看到他试卷的诸位考官都大惊失色。有人说，此人来者不善，踢馆来了。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以“楷法不中程”为理由，说龚自珍的字写得不合规矩，将他定为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然而此后的事实却验证了龚自珍的文章。李鸿章承认，新疆建省的方案最早出于龚自珍，“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
一座“恰逢其时的桥梁”
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一座“千门万户的华美大厦”，“《己亥杂诗》既是他的自传，是他的‘神曲’、天堂和地狱，又是传统中国的人格美学、生活美学的示范，全面反映了传统中国个体生命的大视野、大情怀”。余世存因此认为，龚自珍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位可与李白、杜甫、苏轼等并列的旧体诗词大家，也堪称中国古代最后一位，也是近代最初一位大思想家，“如果说百年中国在胡适、鲁迅的思想影响下发展，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当代汉语世界有次上溯，接续龚自珍及其之前的古典中国，那么我们的思想资源会丰富得多”。
余世存坦言，自己对龚自珍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年轻时喜欢他的诗词，“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他的名句太多了，故很早前余世存就开始“集龚”。所谓“集龚”，就是将龚自珍诗词打乱重新组合，搭配成为一首新诗。此后对龚自珍的认识愈加深入。而正式写作龚自珍是2017年的事，“那时的我似乎本能地觉得网络、自媒体个性发扬的时代结束了，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各类市场，各类大V从言说转向卖酒卖茶、卖字卖画、卖化妆品，几代人的人生起步于理想，却几乎都认同了此刻的生活。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希望当代的读者注意到，一个人，无论他是文明世界的国民还是古典世界的先知、圣贤、才子，其可能抵达的人生广度、密度、高度是什么样子；对比起来，我们的人生过于短浅，过于浪费。”
在这一个意义上，余世存认为龚自珍对于今人是一座“恰逢其时的桥梁”，“在我们当下社会，标榜个性已经不是什么功德，请每个人明白他跟各种文明的伟大传统之间的关系才是功德，让现代转型之冬的生灵们获得温暖和归宿，这才是明心见性。而在某种意义上，龚自珍是人们理解传统和现代不可绕过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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