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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早个体户 不为挣钱只为证明自己 身患残疾自学修车手艺办起“崇力修车部”;曾获“城镇先进个体劳动者”等多项荣誉

新京报 2019-11-17 00:31 大字

11月13日,崇力在整理过去的老物件。 11月13日,“崇力修车部”的牌子依旧挂在门口,周围摆满了崇力的画作,花圃的花茂盛生长。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东城区府学胡同西口有家修车铺,已有40多年的历史。这家修车铺的主人崇力,被评价为“北京最早的个体户”。

门口牌匾上,“崇力修车部”五个大字历经风雨依然遒劲有力。这里曾是胡同里的一道风景,周围摆满了崇力的画作,花圃的花茂盛生长。

因为患有脑瘫,崇力从小腿脚不利索。中学毕业后不好找工作,就开了这家小小的“崇力修车部”。虽然只是个体户,崇力获得的荣誉可不少。1983年,他就获得原劳动人事部等六部门授予的“城镇先进个体劳动者”称号,出席过“全总”第十次代表大会,还当选过一届东城区的人大代表。如今,这些荣誉挂满了修车铺小小的屋子。

新京报记者在一个初冬的下午造访,薄薄的阳光洒在门口的金鱼池上,泛着微光。屋子里,蝈蝈不停聒噪,床下一只土狗酣睡,鹩哥不时叫几声。崇力沏了一壶菊花茶,往杯子里搁了一大块冰糖,娓娓道来自己40多年的故事。

高中毕业分配遇挫选择摆摊为生

新京报:你从小就在胡同里生活?

崇力:1957年我出生在这儿,60多年没离开东城交道口地区。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修车作为自己的职业?

崇力:我是北京五中的学生,那时高中两年上完后管分配。1976年高中毕业,那届同学都分配出去了,就剩我一个。那时可以插队,我腿脚不好去不了,分配的单位面试后都没有下文。我中学时思想上挺先进的,积极入团,参加各种活动。分配上遇到挫折,精神上也受了点刺激。

在家待了不到一年,学校老师鼓励我干点什么,他们很了解我,知道我不是干不了活的人,就是腿不好。上学的时候,我离家近,每天一早去学校教室生炉子。再来家里条件也不允许我继续游手好闲,我一个弟弟俩妹妹都在上学,母亲没工作,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日子紧巴巴的。我妈就问我,你看你能干点什么?这样我就开始在这边摆摊。

新京报:刚开始修车就在这个屋子里吗?

崇力:当时摆了个摊儿,边上是府学小学。夏天开始摆,后来冬天就拿几块板子挡上点儿。

新京报:你出来摆摊,当时的街坊怎么看?

崇力:那时候没有人摆摊修车,因为还有国营修车铺,路过的人看我就跟耍猴似的。他们还不理解个体户,都是嘲笑,也有街坊议论纷纷。有的人跟我父母炫耀,“你看我儿子分配在哪里哪里,你儿子就干这个”,父母听着心里头也不是滋味。

当时的社会对残疾人也不是很友好,没有残疾人这个称呼,现在好了很多,所以说我们的社会慢慢在进步。

与国营修车铺错时营业挣辛苦钱

新京报:修车的手艺是跟谁学的?

崇力:我一开始是摸索着自学。同学们对我挺好,给我拿来一些工具,还借自己的自行车让我练。

那时候结婚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所以自行车很金贵。光有钱不一定能买到,还要有自行车票,单位工会100人可能有一张票,大家抓阄。

新京报:当时修车的生意好吗?

崇力:那时候还有国营修车铺,我摆摊儿就是给大伙儿解决一点燃眉之急。我的经营模式就是,早晚国营修车铺不营业的时候出摊儿,不跟国营竞争。我摆摊的地方是十字路口,来往的人也多。上下班的人车坏了很着急,就到我这儿修一修。附近单位也多,当时有三机部、法院、分局,还有学校,来修车的人不少。

不过钱挣得不多,补胎才收一毛钱。其实那时候人们上班也挣不了多少钱。1983年以后,很多人都出来做生意了,很多“倒爷”,时髦东西一出手,挣不少钱。我们这种修车、修鞋,挣的都是辛苦钱,对个人来说能维持生存,也为国家减轻点负担。

曾在中南海受表彰车铺将成教育基地

新京报:有人评价你是北京最早的个体户,你有印象吗?

崇力:我是比较早出来自主创业的个体户,也可以说我是第一个。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并且我始终坚持个人经营的模式。后来,北大荒回京的张占英带领知青在前门箭楼底下摆摊卖大碗茶,二分一碗。现在前门老舍茶馆的创始人尹盛喜,当时也在前门大栅栏儿里头摆摊儿卖大碗茶。

新京报:我看到你的屋子里挂满了荣誉,都是什么时候获得的?

崇力:“崇力修车铺”的牌匾是1982年挂的,当时北京市副市长王纯都来了。1983年,我被原来的劳动人事部等6部委评为“城镇先进个体劳动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有张合影就是在怀仁堂前拍的。

我这修车铺还拿过两届五讲四美文明单位的荣誉,是北京头一批获奖的。

新京报:屋子里最近重新装修过?

崇力:是的,是街道最近装修的,想做成一个青少年教育基地。这些工具都是我以前用过的,还有很多历史资料没有摆出来,外墙也会做成展览墙。

老年自学画画画作送给街坊邻居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换个挣钱的生意做?

崇力:我的思想很简单,挣多少钱不是奋斗目标,就是想证实一下我能干点什么。

刚出摊的时候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小孩儿,干活很认真,得到了很多人认可。我现在还在这儿坚守,就说明我这个人很干净。我特别珍惜受过的十几年教育,老师、同学对我都很好,我感到特别幸福、特别温暖。

二零零几年的时候,自行车多起来了,修车费也能高点,但我有点干不动了,身体透支了。这个行业太艰苦,整天掰轮胎,我的手都变形了。我那时候是24小时在岗,很多人车坏了,头天晚上送来,我晚上加班修好,第二天早上上班人家直接推走。

我始终没脱离社会,也能为社会做点事儿,比如一直交税到2006年,之后才免税。

新京报:你自行车修到哪年就不干了?

崇力:2000年以后,基本就干不动了,后来靠卖小金鱼儿、蝈蝈生活。我一直没有社保,现在也没有养老金。小金鱼儿、蝈蝈是老北京的一种文化。有的老人出不了家门了,儿女给买俩蝈蝈,家里热闹。那几年,胡同里有结婚的小两口都愿意来我这儿拍照,因为有人气儿。

新京报:墙上的两幅菊花、荷花都是你自己画的?

崇力:我有空就自己画画,我送画送了六年了。很多作画颜料是戏剧学院舞美系的学生送给我的,也有好朋友给我的。我就去沙子口批发了一些画纸,画完了送给大家,来买金鱼的都送一幅画。我只画圆的画纸,因为车轮是圆的。

新京报:胡同里的人见你画画什么反应?

崇力:大家都很惊奇,因为反差太大,都说这哥们不是修车的吗,还能画画?是自己画的吗?我也算是其貌不扬,修车手上都是油。

新京报:有人指导过你画画吗?

崇力:没有,全是按我自己的想法画。就说画菊花吧,我买三盆不一样的菊花,我先看,看完了以后我再照着样子画。有时候戏剧学院的老教授过来,看见就说,你的画又进步了。现在快年底了,过几天我该画挂历送大家了。

新京报记者李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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