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长姐 也是女儿：在中国式多孩家庭长大的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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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季中寒

编辑 | 王迪

家人和亲戚都认为他在变好，我也一度那么听信了。

今年七月份，我在广州见了他一面，我们共同的父母在珠江村租了房子，那时我所做的广州流动人口生育问题的田野调查已经接近尾声。

我的两个双胞胎妹妹和他——我们的幺弟——放暑假后一齐来到广州，我们一家六口两代人在父母二十五平米的出租屋里相遇。

可当他来了，空间瞬时变得十分逼仄，我原本想着带他们去广州城里转一圈的念头，也随着我很快就沸腾起的厌倦情绪熄灭了。

仅仅两天，我就受不了家里的拥挤，回到了学校，但这种家人缠绕的拥挤感却在我周身盘旋，直至冬至后的第一天，穿过一千八百公里，狠狠将我裹紧。

家人为躲避计划生育，在广州的这条铁路后面住过一段时间 本文图片均为 作者供图

1.

弟弟妹妹到达珠江村的那天傍晚，爸爸妈妈赶上高塘市场的晚市，买来许多菜。妈妈一直很亢奋，和爸爸两个人在楼下徘徊来去，期待着他们。而我在屋里坐着，留意着楼下的动静。

黄昏时分，天色黯淡的初时，他们来了。我们都很高兴，他又长高了，比爸爸高出半头，皮肤晒得好黑，较他一出生时就被称为“老黑”的那时更黑了一些。妈妈愈发利索地操办起晚饭，反常但又合理地没有喊我们三个女儿帮忙。两个妹妹在厨房旁多次走动，没有找到提供帮手的契机，我礼貌性的殷勤也被她回绝。我们确信了自己不需要表现出忙碌的状态，于是坐在作为餐厅、客厅，也作为父母卧室的房间里闲聊。

弟弟向爸爸展示他的通身肌肉，腹部露出六块腹肌，手肘弯曲显出肱二头肌，马步一蹲，完全是精瘦少年的样子。爸爸笑得合不拢嘴，夸赞道一年一万多的学费没白交，挺直了身子去接弟弟的拳头，又拿拳头打在身上的疼痛，骄傲地向别人形容儿子在文武学校练出的真本事。

我们都很高兴。

弟弟露出了男子汉的雏形，他的声音在喉咙深处发育出厚重的变异，14岁已见坚挺的脸部轮廓，都暗示着我们血脉里同样的根性：鲁莽、倔强、不受管束。更充分的高兴理由是，我们看到了他身上可以称之为变化的迹象。他兴奋地问我，这附近有没有打拳的地方，我告诉他五百米左右有一个武馆，他连连后悔，因为怕弄丢拳套，都没有把它带过来。他不无羞涩地对我说，上个学期他打比赛得了奖，奖金三百块存在老师那里。接着他又问所有人，早上有没有人愿意早起跟他一起晨练。他兴奋快乐得像一只兔子，往日的暴力倾向也似乎在“武德”训练中有所消解。

随后，他向我提出了第一个要求，我应该给他买一条散打裤。

我有点发愁，那时，我的钱已可见紧张，暑假生活不在学校补助范围内，还要另做打算。我告诉他，可以给你买，但是要先等我的兼职工资发了，可能要等到开学。我承认这是一种缓兵之计，但我的确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情为他买一条暂时用不上的散打裤。

他立即质问道，你怎么这么小气，我又不是要你出钱买，等我从老师那里拿到我的奖金，我把钱给你就是了，你也可以买了之后让爸妈给你钱啊。

我又气又羞，气的是他怎么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地问我要东西，羞的是我眼下确实没有余力，也的确存在不想买的小气。

事实上，今年春节前，他有效地让我在一天之内为他买下了一副TKB拳套，花费了我一个月生活补助的八分之五。可我并没有像当初他和父母承诺的那样，从他们那里得到回报。

相反，在大年三十的傍晚，弟弟因为我催促他干一件事情感到不耐烦，从后背给了我一脚。当我带着竭力掩藏的悲伤坐在年夜饭的饭桌上时，我的爸爸什么也没问，只是说了句，“他还小，你让着他一点，过几年他长大了，懂事了，就好了。”

我和家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2.

在他第二次朝我的脸上吐口水的那天，我就意识到某种不可挽回的破裂在家庭内部发生。

21岁那年，我因弟弟向我吐口水而情绪爆发，而我的父母、我的爷爷，以同样“等等吧”的说辞劝阻我的发怒，同时责怪我越过了父母的权威去管教自己的弟弟。

那个时候，我的心里生出了这样的想法，不如等等看，看一个家庭如何因缠绕了几代人的错误观念而追悔莫及。

但任何一个姐姐都做不到那样的冷漠，我在短暂的灰心后再次设想着，或许是小县城落后的环境扭曲了一个少年的行为。他小的时候，电视机遥控器、水果、零食，所有的东西都只能是他一个人的，只有他腻烦了，才能轮到别人；当他与几个姐姐起争执，他会说“你从我家滚出去！”。因为爸爸在他数次毁坏家里的墙壁时，都会叮嘱他，房子是留给你以后娶媳妇的，不要搞坏了。他记住了这一点，打心底认为，让姐姐们走掉，只是迟早的事。

大概很奇怪，家里四个孩子，只有他习得了撒娇的技巧，许多次我看到他一天之内分别问父母、爷爷要钱，他挂在他们的脖子上，用脸摩挲着他们们的肩膀，嗲声嗲气地不停说话。长辈们享受着他的温顺，笑眯眯地掏出钱，问他“这点够了吗？还要不要？”我极其羡慕他的这种能力，羡慕他可以如此自如地向任何人索取，完全不用担心失去宠爱。

我和他之间，不是没有过交心的片刻。在他正上小学六年级的那年，也就是我们关系最亲近的那段时期，一天夜里，我俩聊了很久很久。

我试着引导他：“弟弟，你说，你以后想做什么啊？”

“我啊，我就想在农村里生活。”

我很惊讶：“你不想到大城市去看看吗？”

“大城市有什么区别，还不是人和人，同样的事，我就想在农村，一辈子就这样。”

接着，他问我，“人为什么非要出人头地？”

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的回答，但那个夜晚我和他之间通畅交流的感受，深刻地留在了我的心里。我确信我和他在某些层面上是互通的：我们都对世界有所怀疑。

类似的心理状态在他上了文武学校的半年后，我再次从他身上目睹。我看到他在妈妈的手机里写下“这样的生活太累了”，我并未感到意外——十四岁的少年已经陷入无望很久了。

但那究竟是无望还是懒惰？我无法形容。我记起在小升初的考试中，他差了两分没有考上本校，那是我县拔尖的私立学校，与其建立直接生源关系的是县里升学率最高的公立高中。我对爸爸说，花些钱让他留在这里吧。爸爸有所迟疑，他认为弟弟的成绩还行，县里任何一所公立初中随便能进，弟弟也确实做到了，他的入学考试成绩排在班里前二十名，可是当我们见到他初中第一个学期的期末成绩单时，他大大方方地点出，他身后还有两个垫底的。在这个学期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他的班主任老师见证了他巨大的变化，也在频繁联系家长处理问题学生的较量中失去了耐心。后来，我的父母得知了老师曾掐着弟弟的脖子往墙上撞，便发誓与那老师为敌。一个学年结束，弟弟办理退学手续的同时，在父母的强烈申诉下，那名老师也被学校辞退。

也就是在弟弟的言行出现严重偏差的这个夏天，我把他带到了我念硕士的城市，那个时候父母将他送进封闭式文武学校的念头开始萌芽，他们筋疲力尽，自认为已经无力管教弟弟，必须将他交给一个严厉的环境。我顾虑到文武学校有很多问题，竭力劝阻了这件事，提供了另外一个方案。

如今让我追悔莫及的是，那时我才得知弟弟原先所在私立学校的最大股东，是我高中同学的父亲。在长久的疏远后，我联系了那位同学，恳求他和他的董事长父亲为我弟弟留一个转学测试的机会，同学的父亲慷慨应允了。那个夏天，我抱着一线希望将我的弟弟带到A城，和他一起住在研究所上课的教室里，希望可以让他跟在我身边，能学一点是一点。但是接下来的情况超出了我所能预料的失败程度。我是一个文科生，从小到大理科学得一塌糊涂，我能教给他的东西非常少，于是我给他下载了一些网络课程的教学视频，白天他在教室里看视频，跟着学，我在他旁边看书，他做完的习题我帮他看。但是，他的表现难有好的时候，他不断向我索要手机玩，要我把电脑连上网让他打游戏，否则就不学了，立刻收拾东西回家。我毫无办法，这十来年，一直都毫无办法。

很快，我们就相看两厌。我为他买来水果，对他说桃子一天只能吃一个，吃多了可能会上火，他认为我不想给他东西吃，与我发生争执，并让争执后的冷战成为他提出更多要求的契机。

很多次，我都怀疑这种防御性的攻击心态是不是这个家庭的病征之一，为什么我家里的每个人都严重地无法理解他人传达的信息，有时候把善意当恶意，有时候一点小事就可以让我们产生绝望的联想，长时间无法振作。

终于，那个终结的下午来临了，那天我在宿舍洗我俩的脏衣服，他在楼下等待，无处可去，我洗完衣服下楼，看到他充满暴力征兆的眼神，他愤愤地责怪我让他等待太久，用一些难听的话骂我。我听不得那些话，但也只能抑制住难过的心情，平静地对他说，这次你等了我，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也等过你很多次，我等你的时候，有骂你吗？

我确信自己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那天晚上我和他讲，不然你回家吧。

现在再想起这件事，随之而来的情绪却是止不住的羞愧。我觉得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给了家人一个渺茫的希望，却没有能力在弟弟的学习上真正帮到忙。将弟弟带到A城，却没有让他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和温情。而我在这期间表现出的缺乏耐心、缺少沟通的技巧，也是我们的相处日渐恶化的重要原因。

我又看到了那个当初暗想不如隔岸观火，观其自及的坏姐姐。可是，我做不到。无数次看到家人对弟弟的溺爱，我们三姐妹作为母亲口中“不干活还能做什么”的女儿，我感到的只有失落和不满，以沉默的顺从来抗拒这一切。我的父母常年处于情绪爆裂的端口，子女犯的一点小错就会让整个家庭陷于烈火烧灼的处境，孩子们人人自危，动辄得咎，我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

我记得，读大一的寒假，我放假回家，8岁的弟弟霸占着一样东西不肯给我，爷爷教育他说，“你不能这样，姐姐是我们家里的客人，你要对她好一点。”那一瞬间，我十分错愕，我没有料到，在爷爷的心中，我只是“你们”家庭生活的目击者。我拿到了那样东西，却感到失去了更多。如果你了解这些，就能理解为什么我能清晰地记得，21岁的时候，妈妈因为知道了我爱吃西兰花而买下一棵带回家时，我那种强烈的心灵震颤。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父母向我表示的善意变得如此如履薄冰。

3.

这样的心灵震颤在这两年转变为对家人莫名的疏离情绪。2017年的一个晚上，爸爸给我转账两百块钱，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要给我钱？心中纠结了好久，为纠结情绪的产生感到悲伤。最终我收下了这笔钱，说，谢谢。

第二天早上，爸爸的电话打过来，讲话的是妈妈，她的声音断断续续，仿佛经受着某种撕扯，我听到了一句“你不要着急”。爸爸接过电话说，弟弟逃校了，现在在距离学校三百多公里的城市。他们打算把弟弟哄到广州，要我帮忙查一下从那边过去广州需要多长时间。就像以前弟弟妹妹出现问题时一样，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这是我必定会接到的电话。

这两件事情发生得如此凑巧，前一天晚上我还在为父母难得的温情感到不知所措，第二天早上我就需要明白，等待弟弟长大的日子还远远未到尽头。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都以为弟弟已经步入正轨，父母连连赞赏自己当初的正确决定。自他进入文武学校之后，打架斗殴的事情极少发生过，爸爸戏言“只是把用来赔给别人小孩的医药费凑了他的学费”，而封闭式学校的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别人向他寻衅。我们得到的所有信息都在告诉我们，他正在变好。

那年冬天，我在广州办事，暑假没有给弟弟买成的那条散打裤一直挂在我心头，再想到他独自在学校的清苦，我有点心疼。于是我去了趟万国广场，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卖散打裤的店，就在那里给他买了鞋子、上衣、衣服、内裤、袜子，还有外套，希望他能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也想能通过这种笨拙的行为，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关心。

我一直认为，是母亲的骄纵让弟弟往蛮横的方向发展。一天晚上，我和爸妈打电话，莫名其妙的勇气引导着我对妈妈说，你们太溺爱弟弟了，这样会害了他的。原本我可以说到这里就打住，但是我被那次良好沟通的短暂表象欺骗了，我又说了一句，你想，以后你们肯定会跟弟弟过，不会跟我过，到时候如果他……

话没有说完，妈妈瞬间被激怒了，她气恼地质问我什么意思，是不是不想养她？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还多此一举地补充道，我刚刚说的是事实。话音一落，妈妈便挂了电话。

十几分钟后，她再次打过来，要跟我说清楚，我们两个人像是两只炮筒，聚足火力向对方猛烈进攻。

我对妈妈说：“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好妈妈。”

“季中寒我跟你说，等你做了妈妈，有我这个样子你就不错了！”妈妈怒气冲天。

“我绝对不会像你那样，我这辈子做的所有努力就是因为不想成为你那样的人！”我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我的情绪酝酿已久，不只是为我自己的委屈，还为我的两个妹妹。我记得妹妹们在七八岁的时候是多么可爱活泼，却在父母的责骂和弟弟的欺负中，在随时随地为家务活做准备的日常生活中变得消沉、懈怠。

2016年夏天，妹妹们中考结束，我接到爸爸的电话，让我帮妹妹查考试成绩。那时，她俩已经按照爸妈的要求，去到中山市打暑假工。成绩我查到了，是破铜烂铁的结果。我咨询了县里的几所高中，他们听了妹妹们的成绩之后对我说，不是钱的问题，花多少钱都不行。还告诉我，现在全国高中的升学率必须控制在50%至60%，每年有一半的初中生注定不能入读高中。我明白这是真的之后，痛哭了一场，接受了妹妹们无缘高中教育的事实，开始在网上检索适合她们入读的职业院校。爸爸不无失落地对我说，不然就让她们在县里上职业高中算了。那是一所臭名昭著的学校，我拒绝这种短期内可见下场的选择。父母对待妹妹们的随意态度促使我立即买了回家的车票，下了火车之后，我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兜转于市里一所又一所职业院校，终于在其中一所截止报名的前一天，让妹妹们自中山回家，完成了2+3大专学制的录取手续。

第二天，妹妹们便再次回中山打暑假工。想起我的妹妹，她们一考完试就匆匆回厂做工，再想到那年爸爸为弟弟找文武学校，跑了三个县，找了四所学校才定下来。这其中的差别，我不愿深究。

4.

可是，即便我不愿深究，但那些过往的锋利，依旧让我，让我深深地意识到，仅仅因为自己是一个女孩儿，仅仅因为妹妹跟我一样是女孩儿，我们就注定无法在社会的最小单元，在我们赖以长成的家庭，在我们的父辈那里，得到弟弟所坐拥的，全部的炙热目光。

那些炙热目光，在我出生的地方，只会随着男丁游走。很不幸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从村里大人们的脸上识别出了这一点。我从那些被家务围绕、被亲人冷落的女儿们那里，目睹着令人恐惧的命运——辍学打工补贴家用，有人早婚早育，有人未婚先育，有人不婚多育。

我的父母受到这种目光的煎迫，生出了与之对抗的决心，他们拟定的策略是，倾家荡产也要生下一个男孩！多年之后，妈妈告诉我，当年她得知自己怀了双胞胎，高兴地从B超诊床上弹起来，她模糊中相信生育男孩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最后生下的两个女儿让她十分痛苦。

时间将她的痛苦化解成感激，在我高考的前一个夜晚，她对我说，我一直没生出儿子，但你的爸爸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他拿我很好。

听到那句话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欲呕的悲伤。我几近暴虐地可怜我的父母，又几近绝望地爱戴他们，我无数次设想，但凡他们有足够的想象力，意识到这许多的孩子会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干净，但凡他们稍稍贪恋自身的享乐，就不应该让一个接一个的子女降生在这个家庭。

我曾极其自私地想过，如果父母像计生政策要求的那样，只生了我一个，我们一家人会不会过得更好一些，我会不会得到那些独生子女口中完整的关怀？在我青春期的那些年里，这种念头曾经折磨过我，只要它一冒出来，我就会感到十分心慌，我在想象中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妹妹，我如何坦然地，让他们以不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来帮助我的幸福。

实际上，我的父母已经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做到了很好，他们像世界上给孩子带来困惑的无数父母一样，无法越出自己的局限。我的母亲，7岁时失去了妈妈，她从此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在她的经验中，女儿从来都是为家里付出的。我的父亲，他在我很小的时候，给我买来哑铃和弹簧拉绳作玩具，试图训练我的肌肉，好在十几年后，运动健儿的寄托，弟弟替我实现了。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一辈子都活在土地上，深悟男人的力量如何供养一个农村家庭。每一个人都无法站在自己的经验以外看待问题，尽管他们倘若有最后一块肉，都会留给每个孩子吃，但是其中最好的一口，要放到弟弟嘴里。

可是，他们对家庭中巨大的裂隙却是钝感的，许多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也会像曾经的我一样，堵好耳朵，紧闭嘴巴，握住拳头，仅此而已。我们并没有做什么来弥合裂隙，裂隙里盛满家人的泪水。

这些年里，我越发坚信，需要保持一种夹缝中的乐观。那年，小学还没毕业的弟弟对我说，我学习也不好，家里又没钱，我以后该怎么办？我说，学习不好可以慢慢补，尽力而为，家里穷呢，不要紧，而且，等我工作了就可以赚钱了，那个时候就好了。我还对他说，就像我一直以来不断对他们说的那样，不管有多艰难，一定要撑下去，一定要往好的方面走。

如今，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迫切想要了解的是，世界上还有多少家庭与我们一样各有各的难以言说？还有多少少年像我的弟弟一样，在辗转的教育环境中始终不得安生？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局面？如何才能为我们，为他们，寻得一条出路？

不知道，我想看看将来会怎样。但现在，那些与我有类似情况的孩子们，让我们打开耳朵，张开嘴巴，松开拳头，让我们再次站在自己的家人中间，让我们听一听，说一说，也做一些，让我们来往前走。

【作者简介】

季中寒，认为个人简介和明信片是最难写文体的，能活几十岁的，普通路人9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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