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依旧优雅
原创： 三声编辑部 三声
“女人到了这样的年龄不是这样无趣的。不管在哪一个年龄层次，人的渴望、人的失落、人的灵魂、人性是不变的，一个有趣的人仍然是有趣。”
作者 | 江婧怡
陈冲这次在平遥开的大师班，选了一个性别视角出发的主题，“冲啊，女性电影人”，但这次论坛的英文译名或许更符合她的讲演内容：the film world she builds。
从《小花》到《末代皇帝》再到《天浴》，从国营制片厂到好莱坞再回到市场化运营的中国电影市场，陈冲经历了国民演员、好莱坞华裔女星、导演、国际影人数次身份转换。她所建构的电影世界，三分之一关于中国社会变革初期的电影语言与艺术的探索，三分之一映射华人八九十年代闯荡好莱坞的图景，剩下三分之一关涉她在名声与自我表达间的思辨。
去年11月，贝纳尔多·贝托鲁奇逝世，陈冲一条微博又把人们拉回了她风光极盛的那个年代。更多人不愿从她的过去中走出，如八十年代的中国观众不愿意从她的张小花中走出一样。更准确地说，现在的陈冲已经脱离流量、曝光度、作品质量等评价标准，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某种符号：影后、中国影人国际影响力的象征、女性电影人的代表。
10月16日当天，早早排队来见陈冲的人不少。论坛时间安排在11点半到下午1点，正好是午餐时间，但领到入场号码牌的人没有一个脱离队伍，没领到的人群也没有全部散去。坐得离陈冲近一点，或者至少能见到陈冲，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今年58岁的陈冲依旧优雅得符合人们的想象，腰板挺直坐在折叠导演椅二分之一的位置，不说话时双手就轻轻搭在一起，放在膝盖上。我正前方的大姐全程举着手机没有停止录像，陈冲也一刻没有塌下过腰板。
陈冲在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班现场
以下由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根据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班“陈冲：冲啊，女性电影人”对话记录整理：
01 | 成名的忧虑
我从14岁开始演电影。当时1975年，全国要拍长征三部曲，上影厂分到的是《井冈山》，当时是八一厂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导演到上海来选角。我当时在学校是射击队的，整天在外面，晒得皮肤黑黑的，挺像一个女游击队员的，所以就被招去了。我总共就一句台词，要含着热泪对朱时茂说：“老罗叔叔，井冈山丢了。”然后我就整天在那练，怎么热泪盈眶，怎么把台词说对了。
但在我们筹备阶段，“文革”结束了，这部戏就取消了。我挺沮丧的，这说明我又要回高中念书了。就在这个时候，原来上影厂的老前辈张瑞芳办了一个培训大师班，专门培训演员。她看到我那么努力地练台词，觉得我特认真，就把我留在了上影演员培训大师班，差不多待了两三个月。
后来谢晋导演准备拍电影《青春》，来我们培训班找演员。大师班一共五个女同学，我被谢晋挑选去了。当时我并不是一个特灵的小孩，但谢晋导演很会用新人，很会培养演员。他把我放在东海舰队和农村，另写了二三十个小品片断，每天让我们排练，让我们找到人物关系，让我对农村的生活有所熟悉，等于是一个表演速成大师班。这样的奢侈在今天是不可能了。
高考一恢复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无知，觉得我必须要上大学。考进了上海外语学院后，禁不住勾引去拍了《小花》和《苏醒》。
《小花》（1979）剧照
《小花》不是一部大片，而且都是新人，厂里没拨给我们那么多胶片。手上只有各种完全不同种类的胶片，国产的、富士的、过期的，后来用黑白胶片表现回忆的那些手法，也是由于某些限制造就的。但当时也没有它会成为一部变革之作这样的意识。那时实在是个特别天真的人，就是想怎么样努力能把这个戏演好。我相信我这个人一辈子好像故意地要永远天真。
《绒花》《妹妹找哥泪花流》这两首歌一直到今天，都被无数的人翻唱。如果没有这两首曲子的话，《小花》不会像今天这样被人记住。作曲王酩从开拍的第一天就跟我们在一起，在每一个外景地感受，曲子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是跟我们整个创作气氛联系在一起。当年战争片的确很少有这样注重在人情、兄妹情、家庭情感上的，这是个突破。
遇到《小花》是一种幸运。我从17岁进组，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跟我说，演《小花》的人回来了。一个人一辈子有运气做这样一部电影，真的是天赐的缘分。
但《小花》带来的昼夜间成名的状态让我非常不安。
你自己心里是知道的，你是昨天同样的你，怎么今天就那么多的人簇拥着你呢？我就对这个东西无法信任。但如果留在国内，我只是理性上知道电影不可信，不是一个一辈子应该做的事情，可电影对我还是有吸引力。在这个时候我有了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我觉得读书才是我必须做的事情，就去了美国。
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有忧患意识的这么一个人。十几岁的时候，我是很无知很茫然很懵懂的，但是灵魂深处仍然是有这样一种忧患。
02 | 主角到配角
到了美国以后，我太不习惯了。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是刷牙，连牙膏味道都不一样，一直到二十岁，我们都只有一个美加净牙膏。第一次进美国超市，把我给吓的。我突然间有选择了。不只是说大米有6种、麦片有12种、牙膏有23种，而是象征着生活中也突然出现了无限的选择。这个时候遭遇的恐慌和文化冲击是很大的。但一个人有选择以后，才会真正地成熟，因为你要做出决定。
在国内的时候，虽然一路生活艰难，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穷。一下子，我要自己来交房租，自己买吃的，这是我以前没有担任过的任务。为了生活下去，我到图书馆工作，或者帮人带孩子，或者到餐馆端盘子。在得到最佳女主角以后，这些事我都干过。
从纽约搬到洛杉矶读大学以后，我在当地最大的一个中国餐馆打工。当时我们餐馆边上有一个巨大的啤酒场，那边经常在餐馆招待客人，经理就会说，你看这是我们中国来的最佳女演员，弄得我无地自容。平常打工我也不感觉，但是被他那么一说，我就觉得特别不好。
我比平常的同学大了一两岁，经历得也比较多，所以跟他们说不来，于是和当时班上一个比我还大两岁的女同学聊起来。她在好莱坞做特技演员、动作替身，她说我演过戏，应该去好莱坞试试，说“你在餐馆打一个礼拜工，好莱坞做一两天钱就出来了”。所以当时我还真是为钱去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理想。
当时整个好莱坞，代理东方脸演员的只有一家代理商。我从我的大学坐了差不多两个钟头公共汽车，到了那个人的办公室，让我去拍人像照片，就让我回去了。突然间有一天来电话了，给我一个地址，说有个炸鸡广告可以用当时所谓的不同民族，让我去试试。
我紧张又兴奋，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那化妆梳头，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穿上了。到那一看，乌央乌央像一群牛羊一样的美女们在那等着，我掉头又坐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回去了。因为在国内，当年我们的教育是要谦虚，我没有“我比他们都好，那两千个人都不行”的心理，我不习惯。
后来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当时美国有一个挺红的电视剧，我说行，这次我一定去，一定克服。他们一天的工资的确是我一个礼拜的工资，我想这挺好。那里面有一个选美的场景，是一个台湾小姐，穿上旗袍，然后绶带上挂一个台湾，穿着高跟鞋，就在台上走一遍，从左走右，没有台词，这是我在好莱坞的第一个角色。
处女作受到鼓舞了，说这个女孩子不错呀，推给我另外一个戏，也是一个当时挺红的剧，叫《Simon Simon》。我听说这个有台词，就去了。去了以后就让我试了一句台词：“Do you like some tea，Mr.Hammer？”一般来说，试演被拒绝对演员来说应该是家常便饭，但当时我不习惯，因为我在国内都是交给我的任务，都是主演。
《大班》（1986）剧照
演《大班》（陈冲主演的第一部好莱坞英文电影）之前，我曾经去试各种各样一些小配角，突然说有个主演要东方人的，我想我一定要演。那个角色是一个电视主播，但到美国两年，我英语说得不怎么太好，我就把打工来的钱全部投资到训练我的口音上。那时候一堂课200块人民币，我在餐馆打工一小时才不到6块。
当时一个选演员的副导演特别喜欢我，他们一次一次让我回试。我整个招演的过程大概持续了三四个月，还给我了许多经典电影中的场次，让我去发挥，去演给导演看，一直到男主角试镜我都去了。后来有一天，我收到了这辈子最大的一束花，他们说对不起这次不能和你合作了。
当时我特别绝望，觉得人的努力不作数。但有一天突然接到这个演员副导演的电话，他跟我说，这下有了，这下我给你找了百分百合适你的。就是《末代皇帝》。
03 | 重回巅峰
拍摄《末代皇帝》的整个过程非常长，整个拍摄过程就有八个月，我所参与的部分差不多半年。在这半年中，我看到的真的是全世界在各部门的技术和才华上最顶尖的艺术家。电影其实比起小说来说更接近于诗歌，这个概念我是从《末代皇帝》开始感受到的。我第一次感受到电影的诗意。
这也是我唯一最有用的导演课。我没有上电影学院，所有都是在实践当中去学会，而这一份激情是从《末代皇帝》开始的。就是这样耳濡目染，我觉得我对电影的爱，认定这一辈子也许不干别的了，不再逃跑了，可能就是从这半年当中所得到的。
《末代皇帝》（1987）剧照
那时候我也发现，导演对你的欣赏、对你的关注就足以让你能够做到比自己原来好很多，他能告诉你自己所不知道的优点，你突然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在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种内在的力量，一个好的导演可以把你真正的精神的力量启发起来。具体的技能或者表演技巧，都说不上。
所以《末代皇帝》对我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能知道我能呈现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机会也让我觉得，你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在当下没有一个结果，但是只要你付出了，你在这辈子当中一定是有用的。你所经历的，你所学到的，哪怕是你所经受的绝望也是一个财富，这让我恢复了信心。
《末代皇帝》以后，我突然间成了一个东方的花瓶，各杂志都会希望让你上，到处拍照。那时候真的很傻，如果说让你一个劲地演花瓶，也没事。你尽量能把花瓶丰富起来不就完了吗？有花瓶演多幸福啊。
可是我要斗争。那时我跟一帮演员在一起，说要打破框架，不能以这样一个花瓶的姿态出现，要有实质，要有不同，就争取演了一部电影，把我头发全剃掉了，脸上还做了很多的疤，我觉得这样就是考验我的实力了。电影出来以后影评人都非常失望，说她演得是挺好的，但这不是我们要看的她。
《天与地》是我第一次去买书的版权。基本上都要签合同了，突然间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奥利弗·斯通。对方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把这个电影拍出来，奥利弗·斯通买了一定他拍出来，所以我们对不起，我们还是得卖给他。这样我就失去了《天与地》。
奥利弗·斯通把这个版权买下来，一搁就是两三年。等到他开始拍，那个时候我大概29岁，快30了，自觉老了。女主角一开始的时候是14岁，我当时要有刘晓庆的勇气我就可以了。后来奥利弗·斯通又联系我说，能不能帮忙演妈。我想，到底是我心爱的故事，又是那么好的一个导演。我说行啊，你要我演爸我都去了。
后来《红玫瑰白玫瑰》得了最佳女演员，又引起了我的一番思考。三十多岁的人了，在好莱坞的角色大部分都是演反角，已经不再是一国的花瓶了。在这个时候觉得表演没有意义，因为毕竟自己对电影是热爱的，而且电影的可能性我也看到了不少，如果说我就这样将就下去，似乎是在践踏自己所爱的东西，就不太愿意再上场了。
《红玫瑰白玫瑰》（1994）剧照
04 | 浪尖求变
在这个时候，我被请到柏林电影节当评委，正好是2000年前的那种气氛，都是非常绝望的那种电影。我看完以后觉得，我和我们民族也经历过悲剧，我的感受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要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正好我的好朋友严歌苓在我去柏林之前给了我短篇小说《天浴》，我一路在那看，从柏林到旧金山的回程飞机上，12个小时，我就不停地在写，差不多把那个剧本拉出来了。
不知道我为什么对那个电影有那么大的冲动。现在回忆起来，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幸存者的情结。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在讨论这样的事情，怎么样才能保住我跟我哥不要去很远的黑龙江、云南插队落户。当时的邻居们、同学们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被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也有很可怕的故事传回来。我14岁就进了上影培训大师班，我的同学当中还有很多农场回来的，他们也说起过，张老师去农场把他们招回来以后那种回城的心情。
我现在才知道，如果不拍那部戏，我就不能拍任何其他的戏。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那一代人的牺牲。
《天浴》（1998）海报
其实我是一个挺害羞、比较自闭的人，从小在摄制组，这个筹资对我来说简直痛苦到了。那时我既不懂制片，除了在上课之外也没写过剧本，就是凭着想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冲动开始出去筹资。硬着头皮去找富人，他们一晚上打麻将可以输掉一百万美金，但就跟我要这个那个的，要我证明投资一定能回本。
拍电影我没什么经验，但是好在我周边的人是有经验的。我们当时在外景拍了两个月，回上海拍了两个礼拜左右，最令人兴奋的是你能感受到自己成长的弧度，那是最幸福的。
拍《天浴》时条件很艰难。我们当时租了好几辆公共汽车，位置拆掉一半拿来放器材。高原上没有什么路，每天颠簸着去我们要拍的那一个小坡。一路听着一路看，你就觉得天上的云彩的色彩也是你从来没见过的，草地上新长出来的某一个花也是你从来没见过的，眼前的一切的色彩都更浓厚。我从来没有吸过毒什么的，但人家说那种嗨的感觉，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一份处女作的激情是我一辈子都要怀念的。所以这次到平遥来，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跟年轻人一起聊天，因为我知道这个处女作是什么意义。对一个电影人来说，你这一辈子以后都是从它开始的。
前几天有一个记者问我，说现在有很多中年女演员的困惑，接下来应该怎么走。演戏演到了非常炉火纯青的时候，而自己老了，没有角色可演了。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电影是一个造梦的东西，如果说观众特别想看到青春靓丽的美女，这个制片方也没办法，他也必须得这样做。但是我觉得现在存在一个非常陈旧的想法。我接到过不少剧本，就是那些奶奶外婆的角色，都那么程式化，那么套路，太无趣了，年龄所提供她的丰富就没有机会被展示出来了，难怪人家不要看了，难怪人家要看青春靓丽的人去谈恋爱了。
其实女人到了这样的年龄不是这样无趣的。不管在哪一个年龄层次，人的渴望、人的失落、人的灵魂、人性是不变的，一个有趣的人仍然是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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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陈冲依旧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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