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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晖: 非虚构:思想的高度决定内涵的高度

西昌都市报 2019-09-26 00:47 大字

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的非虚构文学,应该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文学才能够成为经典。可以说,我们的文学史最后能够留下来的,大多总是这样的作品。

专家简介

王晖,文学博士,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江苏省人事厅“优秀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评委。

文/图本报记者何万敏

记者:我知道王老师是研究非虚构文学的,您认为非虚构与我们常说的报告文学有区别吧?

王晖:非虚构这个概念主要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盛行的“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报道”等文体。上世纪80年代我曾就美国与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写过一些文章,先后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等期刊上,应该是属于中国大陆最早研究非虚构的学者之一。80年代报告文学很火,当时徐迟又是报告文学的旗帜,他应邀在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任主编,我当时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跟他有较多的接触。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我便开始关注报告文学。一开始我并不想做一个有关报告文学的单一文体研究,而是将它与当时国内已经出现的口述实录、纪实小说、报告小说等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举办了一个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我们提交的论文就是谈新时期十年的“中国非虚构文学”。现在一些谈论非虚构的文章,大多会提及我们的这篇论文。

我的理解,非虚构是一个文体大类概念,而报告文学只是非虚构当中的一个具体的文体。非虚构和报告文学是一个大概念和小概念、一个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非虚构所包含的文体很多,形象地说,它是一个文类筐。

记者:如果从那时候算起,近十年,非虚构似乎越来越受到文坛重视?

王晖:非虚构受到文坛关注,应该是在2010年《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专栏之后。这个栏目以及梁鸿等作者的出现,是非虚构沉寂十余年之后的重新兴起。现在,包括《当代文坛》新开设的非虚构研究专栏在内,国内创作界、学术界和评论界三界都在助推非虚构写作,大有燎原之势。甚至一些名牌大学的博士、硕士论文都是以当代的非虚构文学为研究对象。这在过去是没有出现过的情况。总体上讲,对于非虚构的重视是好事,比漠视强。当然,学界对于非虚构的关注仍然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记者:因为非虚构尤其注意到去大时代当中观照小人物?

王晖:其实非虚构从当年《人民文学》的角度提出来,是把它作为一种更为宽泛的写法。有的像写历史、有的像随笔、有的像日志,并不是完全的报告文学写法。所以说,非虚构采取的是比较个人化视角。比如说梁鸿写她的家乡,并不是接受任务式的命题作文,而是回到家乡的所思所感所想。当然,这肯定也不是风花雪夜的小女人散文,而是有比较强烈批判意识或者反思意识的社会性表达,是具有感同身受、切肤之痛的非虚构。关注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或者说弱势群体、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无疑是有良知有情怀有责任感的作家所应当具备的基本品格。我们看美国很多的非虚构,如经典的《黑夜军团》、《刽子手之歌》等等,大多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介入,反思性和批判性非常明显。所以,在我看来,非虚构也好,报告文学也好,如果这个作品完全是新闻稿、表扬稿、宣传稿的话,对文学来说其实意义不大。

好的非虚构作品,叙述的基调应该是,对社会现象的直击式书写、对问题的批判性反省、对人物命运的同情以及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广忧思。表面上,或许它们的描述对象不那么阳光灿烂,但作者应该是具有大爱的人,具有悲悯情怀的人。某种意义上说,非虚构文学作家素质的高度决定其思想的高度,而思想的高度又决定着文本内涵的高度。在当今网络信息这么发达的时代,非虚构作家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不在于你比别人快,而在于你比别人深。比如,汶川地震,多少人写,记者、作家、编剧等等不尽其数。川籍作家李鸣生写了《震中在人心》,在众多汶川地震纪实作品中独具一格,后来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第一名。因此,关键在于你作为一个作家是否具有思想家的潜质。对所描述的事物,你首先要有思想的高度,其次才是表达问题。非虚构作家跟记者其实有点不一样,记者的新闻应该是中立、客观的,带有现象描述性质,不做深度判断。而非虚构则恰恰相反,特别需要作者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记者:以您的观察,一般而言,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应当具有怎样的品质?

王晖:我还是具体以报告文学为例。从记录社会、展示社会、砥砺社会的角度讲,优秀的报告文学应该是体现在对于现实的真实把握,也就是非虚构精神的强化与践行,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进程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本身及人与生态关系的终极关怀等方面,诸多作家的主体意识及他们的文本可说明这一点。报告文学具有强烈现实关怀文体的本质,譬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它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之后被《人民日报》等用头版头条方式全文转载,这当然就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空前奇观。至于后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进程中,报告文学都成了“急先锋”。特别是1987至1988年“中国潮”全国报告文学征文活动,举全国一百多家文学刊物之力,极大地推动了报告文学对于中国改革现实的深度关注,获得良好效果。21世纪以来,鲁迅文学奖对优秀报告文学的奖励,也使我们看到报告文学现实关怀力量的强大。可以说,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报告文学是当之无愧的。

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的非虚构文学,应该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文学才能够成为经典。可以说,我们的文学史最后能够留下来的,大多总是这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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