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压力下的精神考古
鲍丰彩
自2018年夏天把《时间的压力》郑重地放在书架上，几次三番想拿起来读，却又几次三番地放回去。每一次拿起来，待要翻开，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读它的准备。读这样的一本书，是需要一番精神上的精心打扮的。读它就像完成一种仪式，一个人在没有较深的文学素养和历史素养的储备前，想完成这样的一个阅读工程，是万万不能的。
截至起笔时止，我承认自己也仍旧没有做好这样的充分准备。但是巨大的吸引力摆在面前，在自己给予自己的和《时间的压力》给予自己的双重压力下，我缓缓地翻开了散发着浓浓墨香的书页。
从读者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把阅读方式分为三种：一种是快餐式的阅读。这种阅读无需准备，没有压力，读过，笑过，消遣过，整个过程便已经结束；第二种姑且叫作浅层阅读，它比快餐式阅读要深入一些，读者在阅读之前对自己和书本都有期待，然而囿于自己的既有储备，又只能对自己和对书本做略浅的阅读期待，有所理解但毋求甚解；第三种便是深度阅读。这种阅读对读者而言更有压力，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专业文化素养、文学素养和阅读基础，更要有一定的阅读情绪储备。它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调动自己的所有储备去参与、去解读、去与作者共鸣，甚至生发。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压力。当然，这不是读者给予自己的压力，而是作品给予读者的压力。
而阅读《时间的压力》，正是有着这样的一种阅读压力。
这是一本不可能也不可以在短时间内消化掉的书。作者在自序中透漏，写成这样一部书是如此地耗时费力。现在我们来读，要把每一篇都当成对一个历史人物探寻的起点，真正做一场深度阅读。快餐式阅读，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倘若一个读者带着快餐式阅读的心态来翻阅这本书，我相信，待他刚读到第一篇第一句“屈原留给历史的最后表情是委屈”的时候，便已经被狠狠地逼退了。
读这本书，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语言背景，这本书中连绵迭出的历史人物、歌咏兴致以及反复的慨咏和互文通感，都对读者提出了这样的阅读压力。一本在众多散文集中重量级的好书，它的读者也自然该在读者群中是重量级的。这是文化的压力，也是时间的压力。
作者把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单元”里进行咀嚼，在这样的历史时间单元里，人物的生存背景就会凸显出来，人物的形象就会丰满起来，作者对人物的分析与打量也变得立体而客观。
书中涉及到的几个人物，时间跨度大，从春秋、战国、秦汉一直到明清；身份跨度大，有政治改革家、有浪漫主义诗人、有历史学家、有抗清名士……但是我们又都能从中找寻到作者在解读诸多历史轴线时的惊人相似之处。
解读历史人物的书籍浩若烟海。有专门的人物传记，有夹杂在各类体例史书中的断篇残章，还有横亘几个世纪的各种名家解读。而这部作品，却有些不同。它不是一部人物生平传记，而是一部人物精神图谱。生平传记按照时间线罗列，下的是细功夫；而精神图谱，却要在生平传记的基础上，将其打碎糅合，再将其镶嵌在特定历史单元中，循着时间的、情绪的、存在价值的轨迹，抽离出人物的精神脉络。
这就决定了这将是一项浩大的精神考古工程，它需要这位精神考古工作者具备完备系统的历史知识储备、文化知识储备以及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仅仅是单独具备这几项，已经是极度考验功力。然而，这项工作还需要作者具备深刻的精神自省能力，将自己“一厢情愿”地替换成每一个历史人物活一遍，然后替他们进行精神自省，且不必理会古人是否愿意。
就像作者在序中所写：古人能照应呵护我的生存。他们以稳定真实的面目朝向我，他们再也不会扯起半缕面纱遮掩自己。无数雄伟有趣的古人施大恩于我，却不求一丝回报，不给我添加一丝与活人打交道的麻烦。商鞅、李斯等我对之大放厥词的古人，亦不能加害于我。
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式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态度，自需要作者有一种大勇气，当然，前提是作者肯定具备一种对自己和对古人的文化自信。
作者语言表达的深邃思辨、解读历史人物的通达真诚，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深刻精神自省，构成了阅读作品时的无限阅读张力，也构筑起一个庞大浩瀚的人文精神图景。
作者用他深厚的文学功力为我们挖掘人物的精神细部，素描人物的精神图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历史人物一起欢呼沸腾，继而悲切伤怀。在诸般情绪的挪转腾移中，我们也得到了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审美体验。
在《司马迁：在肉身与灵魂之间》一 开篇，作者即给司马迁立起了墓志铭：司马迁把自己活埋在那个张牙舞爪的盛世，《史记》就是他的坟，他的墓志铭。历史中的不凡人物在久远的时间单元中经历给我们看，然而这还不够，还要有作者这样的同时间单元的人物来抽象给我们看。我们感激久远时间单元里的人物，我们也该感激这样的同时间单元里的人物。
作者站在21世纪的时间单元里，以自己的一己之力，拉扯着这个时代的文化呼吸，去与另一个时间单元里的文化脉搏相互触摸、碰撞，并激起跨域历史时空的文化同频共振。
换言之，作者在尝试与历史人物进行一种“一厢情愿”的平等对话。这是一场以时间之压力做出的一次精神考古。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已经抒情过度的时代。单纯的抒情空洞乏味，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无病呻吟。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拨开历史烟云的深情回眸中，在反躬自省的冷水浴中，深刻的反省以及回望，批评与自我评判。
而作者正具备这样的自省能力。这样的自省能力是感性基础上的理性思辨，更是理性思辨之后的感性升华。在探寻幽微的理性思辨之后，又有按捺不住的一唱三叹式冲动抒情，这样的抒情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大彻悟，我们憧憬这样的彻悟，我们礼赞这样的彻悟。
在《李白从另一个方向来了》文中，作者用短短179个字，罗列了李白的44个身份和特质，细细品味每一个名词或者形容词，都觉得它们如此贴切且真实。除了李白，历史上还能有哪个人物能够受用的起这样乍看荒唐细思合契的179个字？179个字中，既有理性的提升，如“李白是道家的、儒家的、佛家的、纵横家的、杂家的”，又有感性的抒情，如“李白是神圣的、卑琐的、多元的、两极的、分裂的、缺失的”，字与字之间皆有冲突，词与词之间都是矛盾。而在这一黑一白的二元时空中构筑起来的，正是从另一个方向走来的李白。这是李白的人生勋章，也是作者的文学功劳。
作者还谦虚地表示，这部书稿实质上是以至此为止的一生之力完成。这实在是太过自谦的言语。文学创作是生发性的精神工作，而不是损耗式的。这样的一部文化厚书，不论是于作者还是于读者而言，都会能具备无限生发的精神意义。
读完之后我们顿悟，那些原本以为已经被教科书和名讲坛挖掘出来的跳跃在历史扉页上的人物，仍旧躲藏在历史深处。我们所认识的那些人物，原来还可以以另外一种更深刻更洞邃的方式被解读。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自欺，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蒙昧。要解除这样的蒙昧和自欺，需要有一个或者若干个深刻清醒者，为我们大多数人擎起一把铁铲，替我们大多数人勇掘历史的深层土壤，然后把那些藏在历史的纹理褶皱中的人物一一还原。而《时间的压力》，正是这样的一把铁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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