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威海海军枪炮学堂（下）
洋员和军官在经远舰尾部鱼雷发射室内指挥士兵练习鱼雷发射操作的情景。
刘公岛上威海水师学堂旧址。
刘公岛水师学堂。
康济舰进行鱼雷练习，北洋舰队唯一遗存的舰只。1896年更名为复济，寓意复兴海军之意。
根据《汤教习季纶事略》记载，汤文经是由“文童”考入学堂，继而“毕业大考，名冠其蓸”。
文童是科举时代童生的别称，也称儒童。而《北洋海军章程》中规定威海行营海军学堂的任务是：“专课新招幼童及船弁上岸习艺之所，由提督遴员管理。”这说明，这座行营学堂有两项职责，一是舰上人员上岸时训练之所，二是招募幼童，上课训练。
如此看来，枪炮学堂和这座行营学堂的性质很像。但有关威海行营海军学堂的记载同样很少。一般来说，清代陆军的大型部队都会设置行营学堂，以培训官弁。比如当时驻扎在威海的绥巩军就设有一座行营学堂。北洋海军在机构设置上，参考了淮军陆军的设置。但威海行营海军学堂更多的信息，同样缺失。
一
丁汝昌给李鸿章的呈请
在《丁汝昌集》里有两处明确提到“枪炮学堂”。
光绪十五年七月廿八日（1889年8月24日），丁汝昌在回复天津机器局东局的电报中说：蒙贵局装制“定远”“威远”“敏捷”“超勇”“扬威”并枪炮学堂边炮药带五种。
因电报中有“昨巡归”“领回试用”等语，说明这些炮药是要拉回刘公岛的。这里的枪炮学堂无疑就是威海海军枪炮学堂。
光绪十六年六月初一日（1890年7月17日），丁汝昌给时任北洋前敌营务处的刘含芳电报中提到：天津二班驾驶学生冯琦等十六名，经派赴枪炮学堂学习后，继应学雷艺，已拨住“康济”。
这说明此时威海海军枪炮学堂，已经开始对学堂毕业生进行枪炮技艺的单项专业集训。
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二届毕业时间是光绪十三年十月（1887年11月-12月），一共为20人，其中就包括代理陈镇培炮务二副岗位的蒋拯。
此后在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1893年11月4日），李鸿章上《变通学艺期限片》中提到，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根据实践观察，驾驶学堂的学生根据原来的学程，到船上学习枪炮技艺太仓促。为了弥补课程上的缺陷，建议京津两学堂学生毕业后先到枪炮学堂学习六个月，考试合格后再依次到各船学习。
天津水师学堂和北京的昆明湖水师学堂，在课程中并无枪炮操法的实践课程。丁汝昌根据长期的观察经验，总结并建议制度化这一培训模式。
此外，据《民国人物碑传集》中收录的一份《海军上将黄钟瑛传略》，船政学堂驾驶班第十一届学生黄钟瑛，毕业后曾到刘公岛枪炮学堂学习，后被分到济远舰任三副（一说枪炮三副），参加了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
丁汝昌在给李鸿章这封呈请中还特别提出：“威海学堂学生，本系兼习枪炮，仍照定章办理”。
威海水师学堂成立之后，直接在基础教育里面强化了枪炮教育，所以说威海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就不用再进修枪炮。
二
招募的练勇多为渔民
还是在《汤教习季纶事略》一文中，池仲祐称：“清光绪七年，威海设海军练营，教练枪炮学生，以副将刘学礼为总办，洋员鲍察为教习。”
练勇学堂在北洋海军系统内被编为精练后营，是唯一不以舰艇为编制单位的机构。
根据史料，刘学礼在1889年以花翎副将衔补用游击借补精练后营都司，委充练勇学堂督操官。
关于英国人鲍察，在孙建军整理校注的《丁汝昌集》中有两次提到。光绪十年闰五月二九日（1884年7月21日），丁汝昌给时任北洋海防营务处道员罗丰禄的信中说：前琅总查及鲍察带同各洋管轮赴津。这说明，至少当时鲍察已在船上任教习。
丁汝昌另外一次提到鲍察是在光绪十六年六月初四（1890年7月20日），给时任南洋水师统领吴安康的信中：贵军拨派弁勇十二名归敝军练勇学堂学习炮艺一节，倾据洋教习鲍察声称，内仅三名可期进益。
此时鲍察已在练勇学堂当教习。
另外，丁汝昌在光绪十四年六月廿六日（1888年8月3日）给罗丰禄的电报中还提到一位洋员：枪炮教习雷登费纳宁前在“康济”，昨拨刘公岛住岸教操。
练勇学堂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开工建设，当年告竣，次年正式启用。
虽然练勇学堂也教授枪炮技艺，但招募的练勇多以沿海船户青年渔民为主，同时练勇出身只能在船上担任基层水手、炮勇，无法进入官员升迁行列。
从上文提到的20人名单中，对照发现，陈成捷、陈镇培等九人均是军官；而陈穆金是定远炮手，施辉藩则是炮弁。特别是陈穆金，又是山东当地人，与练勇学堂的招募情况吻合。
推测，陈穆金和施辉藩应该是练勇学堂出身。
而池仲祐文中提到“以副将刘学礼为总办，洋员鲍察为教习”，让练勇学堂与枪炮学堂的关系又多了一层牵连。
三
老军舰上进行枪炮练习
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1893年11月4日），李鸿章上《变通学艺期限片》中，丁汝昌提到另外一个名词“枪炮练船”。
陈悦介绍，在英国，一般枪炮学堂通常是用一艘老军舰来凑数。
甲午战争博物院副院长王记华著有《北洋海军刘公岛练勇学堂探源》一文。
据该文介绍，当时练勇在海上的训练科目主要在练船（训练舰）上完成。
当时北洋海军练船编制有三艘，分别是：“威远”练船、“康济”练船、“敏捷”练船。
“威远”练船，自1881年（光绪七年）起即作为北洋水师练船，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又耗银8000多两进行了改造，既承担天津水师学堂和刘公岛水师学堂驾驶、管轮学生的训练任务，也负责练勇学堂练勇的训练任务。
“康济”练船，在“定远”舰来华之前，曾作为水师统领丁汝昌的座船，1886年改为“专练水手之船”。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由于各舰所配鱼雷操作乏人，由提督丁汝昌禀请李鸿章，将“康济”舰改作鱼雷练船，主要用于训练天津水师学堂和旅顺鱼雷学堂的学生。
“敏捷”练船原系一艘夹板商船，被李鸿章从英商手中购得，改造成专供帆缆训练的风帆练船。
王记华考证，三艘练船还配备了技术过硬的洋教习，教授航海与枪炮技术。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练船上担任教习的洋员有：
雷登·费纳宁，英国人，北洋海军枪炮教习。原在“康济”练船教练枪炮，后调拨刘公岛住岸教操。
马吉芬，美国人，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1886年来华受聘于北洋海军，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后调任“威远”练船航海教习，专管驾驶与测量，兼任刘公岛水师学堂教习。
倪尔森，英国人，“威远”练船炮术监督教习。提督丁汝昌评价其“教练学生，竭虑殚精，年来颇称得力”。
杰克曼，英国人，“敏捷”练船航海驾驶教习。
这艘威远练船，至少应该是枪炮学堂重要的教学地点。
四
枪炮毕业生二届约60名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里的史料中有一段说明：威海海军枪炮学堂枪炮毕业生二届约60名。
经过梳理，再返回看陈镇培那20个人名单，又可有一些新的推测。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89年2月20日），李鸿章上奏，请将北洋海军新设副将至守备各缺，拣员补署。其中就有“右翼中营守备充定远船炮务二副，以六品军功拔补把总陈镇培升署”；“中军中营守备充致远船枪炮二副，以六品军功拔补把总周展阶升署”；“右翼左营守备冲来远船炮务二副，以五品顶戴拔补把总唐春桂升署”；“左翼中营守备充镇远船炮务二副，以五品军功拔补把总陈成捷升署”。
1892年4月26日，因为北洋海军尚有升署海军副、参、游、都、守各缺64人，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升署之日起，已经三年期满，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这些人是要改作实缺，四人又同授实缺。
从升迁轨迹来看，四人很可能是枪炮学堂同学，毕业后分配各船。结合他们升署的时间1889年2月20日，四人极有可能是第一批学生。如此，枪炮学堂的开办时间肯定在1889年之前。
池仲祐文章里的汤文经，则可能是第二批，也是最后一批由幼童招募的学生。因为黄海海战殉国时，他只有24岁，朝廷追赠“守御所千总衔”，说明他之前应该是学堂学生刚毕业不久，按章程授千总候补或实缺千总。
20人名单中还有沈维雍、陈恩照、江友仁三人在船上担任枪炮教习，他们极有可能和汤文经是同一批学生。
其他人目前资料太少，无法判断。
按照史料中说的，威海海军枪炮学堂枪炮毕业生二届约60名，这两届应该是指枪炮学堂招募的幼童，而非前来集训的学堂学生。
五
枪炮学堂是否是独立学堂？
陈悦介绍，设立枪炮学堂是英式海军教育的传统，与通常的海军学校不同，枪炮学堂属于术科进修学校，这种学校的培养对象是两类，一种是拿到学历资格的，主要是炮术专业士官，就是炮弁；另外一类是进修教育，主要是已经有海军军官资格的。
这两种情况都无法解释陈镇培等九名军官情况。
而且从陈镇培、周展阶、唐春桂、陈成捷四人的履历来看，他们应该是在学堂毕业后，进入北洋海军的升迁程序。
目前除了枪炮学堂外，还没有看到这四人其他的教育背景资料。
另外在当时的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船政学堂乃至昆明湖水师学堂中，都没有这20人的名字出现。
从上述资料，可以确认以下几点：
第一、枪炮学堂是要招生、考试的；
第二、至少招生有两届。
第三、枪炮学堂承担北洋海军军官进修的任务；
第四、枪炮学堂的毕业生（非集训军官）是走军官序列的。
第五、枪炮学堂存在时间一直到甲午海战前。
另外，枪炮学堂与水师学堂、练勇学堂之间应该有紧密联系。
当时洋员教习资源有限，练勇学堂和水师学堂学生的炮术应该是同一批洋教习教授。
现存的20人名单，是事后相关人物回忆而成。考虑到陈穆金和施辉藩两人的情况，极有可能是练勇学堂的学生和枪炮学堂的学生同时授课，因而在回忆中出现了乱入的情况。
如此看来，枪炮学堂极有可能是一所独立学堂，在自己招生的同时还承担另外两项工作：一是为练勇学堂和威海水师学堂的学生教授炮术；二是为其他学堂和舰上人员提供炮术集训。再返回看“威海行营海军学堂”，该学堂似乎极有可能是枪炮学堂在《北洋海军章程》中的编制名称。
关于这座学堂，还有更多的故事有待于挖掘。
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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