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直”的马戛尔尼与“天真”的后人 关于《乾隆英使觐见记》
◆朝帅
马戛尔尼在乾隆年间的访华故事，这场发生在1793年的尴尬，在今天哪怕是中学生都早已耳熟能详。都知道，当时英国以贸易通商为目的的这次远航，却遭遇了东方帝国的傲慢与保守。只不过在拒绝了英国人通商建议的同时，国力强盛的大清帝国也将自己内部的虚弱暴露给了外人。于是，这次不成功的外交事件在后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神秘的东方大国自此失去了令人敬畏的面纱，几十年后渐渐沦为西方列强砧板上的肥肉。
《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就是关于这次事件的第一手材料，是亲历者马戛尔尼关于整个事件的个人回忆录，由刘半农先生早年翻译。本书为流水账体，丰富细致，信息量很大。此行所有的见闻感受，包括其时中国自南到北的社会百态、人文风物，都记载得生动鲜活，可读性很强。作为一个时代的同期影像，颇有史料价值。最有趣的是，从书中来看，作为大英帝国“商务代表”的马戛尔尼，性格真可谓“耿直”得可爱：在书的前半部分，去往觐见的路上，从广州到北京，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评论，对中国表述多为正面溢美之词，然而在出访目的被乾隆驳回后，悻悻然铩羽而归之途，从北到南，他又对一路上各种所见所闻充斥负面评价，让人感觉这位使节真是个情绪动物，完全不具外交家的基本素质。
比如关于中国的物产，起初马戛尔尼对在中国的见闻是一个超级震撼的态度，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中国的物产之富有超出了想象，而中国皇室的奢侈更是欧洲任何一国不及的，他深信所罗门王的宝藏也赶不上中国皇室。但在归途中他看到的则是，中国朝廷对于一切赏赐、开销铺张浪费，从来没有经济上的收支考虑；关于中国的政府官员，初始他的评价是“地方官长于言语，工于应酬，而又沉静有毅力，可见中国人性情一部分。 ”后来则变成“然于敬礼之中，不免寓有虚伪，诚意乃隐而不露”。至于中国的兵士，起初他感觉自官员到兵卒都整饬有礼，勤恳有秩序，做事高效，后来则觉着“可见中此种宽大衣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 ”而关于中医，马戛尔尼更是前后态度大相径庭。一开始觉着中医很神奇，可是在归途中他又说 “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凡此种种，充分显示了这位特使的“耿直”个性。
但马戛尔尼充满情绪化的文字并不重要，因为这场外交事故在后人眼里的意义早已被无限地放大了。今天人们热衷于通过此事来鄙夷清政府的颟顸自大、不和世界“接轨”，不警惕西方在军事上的发达，也不懂得通关贸易的好处，把人家正经的外交使团视作前来朝贡的遥远小国，非得让人给皇上磕头……等等，如此这般迂腐而强蛮的结果是，清王朝最后以屈辱不堪的方式“被纳入”现代国际秩序，被西方列强打得国将不国——这种解读，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多是从先进的西方世界如何撞击腐朽的东方世界这一视角，认为大清国因抱残守缺而失去了近代化的历史机会。这种理解可谓是一种 “主流认识”。不独西方人如此，中国学者也说过，“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指乾隆帝的敕谕）是外交上的一桩笑话。 ”
——然而，真要较真的话，如果马戛尔尼能代表所谓“现代”，那它当时不过是经济层面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将世界各地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政治层面上则表现为将世界各地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所谓“先进”的西方文明，就当时而言更是不靠谱：马戛尔尼访华时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过刚刚起步，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见识到西方的轮船、火车、电报及连发武器等，在当时对乾隆皇帝和马戛尔尼同样都是未知事物。
而一旦跳出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倒推模式，对这起事件就可以产生更多的理解路径。比如，关于国与国之间交往方式的认识。要知道，在西方的全球性扩张以前，世界上存在着多个区域性的国际体系。在东亚就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覆盖周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 “朝贡体系”。这一体系在东亚延续了近两千年，中国按照这种方式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秩序，有效地维护了东亚的和平并促进了交往。这种体系中的国家，彼此防范意识不用过强，自然也不太关注别人军事技术的发展 （何况鉴于英国特使并不谦恭的态度，乾隆此后也对这个远方小国加强了警惕）。而今人关于 “主权平等”的外交观念，在欧洲也不过刚刚兴起于马戛尔尼访华前，当时尚未完全成形。在18世纪末，它们都是区域性国际规则，并不存在谁比谁更先进的问题。只是后来随着西方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欧洲规则”才扫荡了其他一切地方性规则，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国际规则”。
或可争辩说，“平等”“主权”等作为“现代”国际交往原则，使近代国际体系在结构上表现为国家平等交往状态。在这种原则之下，国家之间和平互动，充分体现彼此尊重，无尊严受辱之虞，显然比朝贡体系先进。但是，正如朝贡体系形式上的等级差序并非是尊严剥夺一样，形式上主权平等的国际规则也并不能保证实质上的平等：像中国虽然被纳入到现代“先进”的国际体系后，中国不仅没有获得应该具有的平等地位，甚至被羞辱得变本加厉（想想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吧）。
人们读书读到历史的分岔处，最容易成为简单因果论的信徒，从历史的结果向前倒推，从而获得充满优越感的“后见之明”。其实，如果跳出既定认知框架，摆脱掉早已习焉不察、似乎“从来如此”的所谓“历史公论”，换种思考方式，读史书将会得到全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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